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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治,長治——一個市委書記的自述(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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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治,長治——一個市委書記的自述


第一章

“養干部頂個蛋”


我到長治上任后,在市委機關會議廳召開了簡單的見面會。不久,我到省里參加會議,這是我上任后第一次回太原。

從長治北上,一個小時路程到達沁縣境內。劉家莊村是位于公路旁的一個小山村,我 見一位老農拉著耕牛路過那里,正在村邊和一群農民說話,便讓司機停車并向人群走去。老鄉見我上前,遞過一盒火柴,他以為我要借火抽煙。我向他擺了擺手,坐在一塊石頭上與老漢聊起了天。

我問老漢收成怎樣,“湊合,能糊住嘴。”問他家里兒女怎樣,“湊合,還能顧住自己!”問他村民負擔怎樣,他搖搖頭不想多說。問他縣里鄉里干部怎樣,老漢來氣了:“如今最懶的要數干部!只知道收稅,攤派,不幫農民辦事。”“村里的事找干部不管,鄰里鬧矛盾干部怕事,家庭不和干部藏著躲著。”

老漢見我仍沒有要走的意思,冷不丁冒出一句話:“養雞能下蛋,養牛能耕田,養干部頂個蛋。”

“頂個蛋?”我向周圍人討教,才知道這是老百姓常用來罵人的一句話,意思是百無一用。

我把這句話在常委會上學給大家聽,常委們說,這話像一把鋒利的刀,刀刀見血。

我在全市大會上學給上千名干部聽,有良知的干部告訴我,聽了群眾的這等評價,就像刀子捅進肉里,心在流血呀!

老區的群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干部作風、政治體制等發展前進路上的諸多問題。長治,真讓我感覺不輕松,以致后來有人問我為什么要抓住干部轉變作風死死不放,這是最初感觸。

一句話纏繞了我叁年,就像警鐘長鳴,提醒著我和長治市的全體干部。

“鬧革命為個啥”

2000年歲末的一天,農歷臘月廿八,我來到了沁縣新店村與當地的老同志座談。

在此之前,我在八路軍總部所在地的武鄉王家峪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把老紅軍、老八路、老軍人、老教師、老干部、老農民、老模范等十二位老人請到一起,吃了一頓飯。我要 求全市各級干部過節不要跑上層,要到下層;不要請上級,可以請群眾;不要跑自己的“帽子”,要多跑跑群眾的“肚子”。隨后我又到太岳軍區所在地的沁源閻寨村和老同志們進行了交流。

選擇新店是因為沁縣太窮,我想看看老百姓還缺什么,需要政府幫什么。

到新店座談,市委辦公廳事先通知了縣委,縣、鎮主要領導都來了,而且安排在這個村莊里生活條件好的一戶人家。

我和村上的老同志圍著火爐子拉話,我問誰家有困難過不了年,都說沒有。然后我把在沁縣松村看到群眾賣不出玉米,等錢過年的事講給了大伙聽,啟發他們是不是也有賣不了糧的現象,結果還是說沒啥問題。既然沒有困難,那就和大家一起吃頓團圓飯。

雖然沒有什么好吃的,但盤盤碗碗的還是準備了十幾個菜,夠得上是一頓豐盛的晚餐。吃飯間,我努力找話同群眾說,試圖能聽到大家的心里話。盡管我用了很多啟發的辦法,還是無濟于事。我覺得大家說的都是桌面上的客套話。

坐在我旁邊的楊元庭老人,似乎想有所表示,他用自己的筷子往我碗里夾肉,顫抖的手卻把肉塊掉在了地上。老漢當時的神態像個做了壞事的孩子,在場的人投來異樣的目光,像是責怪老漢多事。

停頓片刻,我腦子里閃出一個念頭,群眾是尊重我的。于是我彎腰將肉塊撿起來,放在嘴里,咀嚼咽下。

我小時候在農村經常遇到這樣的事。“粒粒皆辛苦”的詩句不僅背得熟,撿吃地上的飯菜也是常有的事。我在沁縣北河村講黨課時,也曾在吃早飯時撿起掉在講桌上的豆角,引起農民的驚訝。

不過,那一天,我這個極平常的舉動,驚呆了在場的所有人。

老漢眼眶里涌出了熱淚,失聲痛哭起來。

后來有人把這一撿說成是抹平干部與群眾的鴻溝。當時使我在意的不是我那一撿,而是老漢講的那番話:“呂書記,你是好人(當地老百姓的最高獎賞語)!沖你我把藏在心里的話說說。過去鬧革命為個啥?我參軍入伍,領導說打天下,為的是讓窮人翻身過上好日子。如今,誰翻了身?吃皇糧的干部。誰翻不了身?過去扛槍打仗,殺敵受傷的軍人。原先是窮人,現在還是窮人。我們鬧革命,打天下為個啥?扛槍給誰打仗?怎就一輩子也討不到個說法呢!”

楊老漢一番擲地有聲的話,讓在場的人沒有不心酸、不動情的。

我擦擦眼角的淚,繼續追問:“你找過縣里和鄉鎮領導沒有?”

楊老漢說,你問問鎮干部,我找過他們沒有?鎮干部回答說沒有。

楊老漢又說,你問問縣領導,我找過他們沒有?縣領導也回答說沒有。

楊老漢說,他們不認識我。我1947年參軍,在部隊五次立大功,五次受重傷,現在身上還殘留著敵人的彈片,一只眼睛也被打瞎了。我過去能吃苦,現在老了,已經吃不了苦,可他們──楊老漢指著鎮干部和縣領導──還讓我吃苦。

“你聽聽今年我們家怎過年。”老漢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講給我聽:“前幾天,老伴看我過年沒有新衣服穿,把家里箱箱柜柜翻個遍,從犄角旮旯找出分分毛毛發了黃的錢,放在手里數了幾遍,只有一塊兩毛錢。這就是我們鬧革命得到的報酬呀!”

“老伴把錢拿到供銷社,反復問人家能買個啥?經過再叁盤算也就只能買一雙襪子。就一雙襪子,老漢我有了過年的新穿戴!”

聽楊老漢講困難,我心如刀絞,接著他又說了一句尖刻的話:“你們是不是也這樣過年!”

楊老漢的話有些刺耳,但這些曾經為中國的解放事業流過汗,流過血,做出過巨大犧牲的人,如今確實還在流淚。

沁縣是國家級貧困縣,沒有錢給殘疾轉業軍人按時、足額發補助,致使老人生活艱難。

臨走前,我和市委辦公廳主任張紅星等同志在現場辦公,決定以市委、市政府名義,補助楊老漢2000元錢。

老漢好像沒有見到過那么多錢,小心翼翼地揣進懷中。我當即要求市民政局連夜統計,全市還有多少這樣的殘疾軍人家庭等錢過年,還在市電視臺、報紙上發公告,只要還有一戶,我們就要幫助解決。干部必須到現場幫助困難戶過年。

我想著,光號召干部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還不夠,必須再加上這第叁個“深入”:深入人心。見了群眾不等于深入群眾,到了基層不等于深入基層,和群眾坐在一起吃頓飯,群眾也不一定和你交心。要讓你的行動使群眾真正認識到你是自己人,才算深入了人心!

這件事情讓我牽掛很久。我問自己,這個320萬人口的家該怎么當。

老區脫貧等待破解。然而,長治又是怎樣一個現狀呢?

全市召開經濟工作會,這是我到任后的第一個大會。如果不作分析,長治市的經濟在全省11個地市中屬中上游。在會上,我作了一組數字對比,以1999年為例,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絕對值和增幅在全省六個省轄市中雖然均排名第二,但人均卻是倒數第一,分別比太原市低6042元,比大同市低1462元,比陽泉市低2682元,比朔州市低1172元,比晉城市低2542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絕對值在

六個省轄市中,倒數第二,增幅倒數第一。絕對值分別比太原市低1449元,比朔州市低479元,比晉城市低205元,比大同市低128元;比周邊相鄰的新鄉市低1110元,比邢臺市低1153元,比邯鄲市低827元;比沿海發達的溫州市低6160元。

這些差距的形成,不是我們的人民不干,而是環境太差。

這次會議提出用七年時間實現和趕上全國平均水平。

山西省經濟狀況在建國初期就處于全國的中上等水平,到“文革”時落后到全國平均水平。改革開放20多年,別人大踏步前進了,山西則倒退了。新一屆省委在調產上下大功夫,力爭十年趕上全國平均水平。長治要幾年趕上?大家說十年也行,我們經過科學測算,提出七年翻一番的藍圖。

目標宏偉,任務艱巨。我用改革經驗佐證,推出一個公式:脫貧必須發展,發展必須調整產業結構;而調整產業結構有賴于環境。于是,在這個會議上提出了“政府創造環境,人民創造財富”的口號,并且把2000年定為長治的創造環境年。各縣討論之后,又增加了“黨委創造機遇,人才創造業績;企業創造市場,社會創造特色”的提法。

我在會上講:環境不寬松是制約長治市經濟發展的瓶頸,環境不寬松是腐敗現象、飄浮作風、浮夸行為、官僚主義、民負過重諸種問題重疊的后果;是長期以來農業文明和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慢動作和懶漢行為交叉的后果;是過去投資不足和不盡合理,沒有重視交通、治污、綠化、城建等基礎設施的不斷欠賬的后果;是傳達會議精神與當地實際情況結合不夠緊密、解決問題的目標不夠明確、賞罰不夠分明,可做可不做也可瞎做的散開放羊式管理沉淀的后果。環境不寬松還是因為有的領導以計劃經濟觀點看一個地方,思維有框框;以傳統農業的觀點看一個地方,優勢難發現;以自然經濟的觀點看一個地方,劣勢難克服。

后來的實踐告訴我,長治不僅是有環境問題,背后還有許多更迫切、更要緊、更艱苦的任務等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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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訪解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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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讀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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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長治上任,迎接我的是雪花般飛來的群眾來信。

起初,我辦公桌上每天都堆放著小山似的一摞來信。上任的第一個月,我就收到了1560封群眾來信。

有人告訴我,這是一條規律:只要“一把手”換人,群眾信函便像晴雨表一樣率先做出反應。群眾在期盼中一次次等待,一次次無奈。盡管失望大于希望,這個規律總還是在延續、重復著。

乍到長治,我幾乎每天都沉浸在信件堆里,白天看不完,晚上接著看。有時開會、吃飯、走路也帶著各種“膚色”的信函。有人跟我開玩笑:“呂書記,你快成郵差了。”

信是必須看的,這是調查研究、尋找問題的重要渠道。

看信是需要工夫的,一手拿剪,一手捉筆。而且在眾多來信中,寫信者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相當一部分還是手寫的,識錯別字,猜內容,然后批寫一兩個小時,常常弄得頭昏腦脹,手背酸痛。

我開玩笑說,如果懲罰一個干部,就讓他去看信,因為看了信才知道沒有盡到職責。相反,如果成就一個干部,也讓他去看信,只有看到群眾提出的問題,才能多為群眾做好事。

從一封封來信中,我意識到,長治的問題很多,隨時隨地都有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問題發生。同時我也十分清楚,來信所反映的問題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更多的問題還潛伏在冰層下面。

我要把上訪信件當成窗口,從中發現各種各樣的問題;當成槍口,對準那些貪贓枉法的人;當成關口,逼迫各級干部去處理;當成突破口,解決全市主要的突出問題。

我從200210月的來信登記編碼中發現序號已經上升到了四位數:5861。這些信我大都親自過目,重點批示,檢查落實辦理情況。大部分來信所反映的問題都基本得到了較好的處理,但也肯定有一部分還未能夠及時辦理。尤其是我到任的前叁個月,每封來信我必看,對反映的重點問題必問、必查。

長治:歷來難治?

眾多來信中,既反映問題,也向我介紹長治。長治,自古以來就是群雄逐鹿之地。春秋長平之戰,五代夾寨之戰都發生在這里。長治因此是個戰爭多發和動亂不斷的地方,長治這個名字寄托著民眾對理想生存狀態的期盼。晉東南師專政史系的一位副教授給我的來信中,亦稱長治為“長滯”和“常止”(長治方言中“止”、“滯”、“治”同音)

當代長治在我的記憶里,還曾發生過刻骨銘心的幾件事。

“派性”斗爭由來已久。“文革”期間,長治曾出現過兩個有名的派別,一派叫“紅”字號,另一派叫“聯”字號。兩個派別都把持軍工企業,都有武裝對抗能力。隨著派性斗爭的不斷升級,各種輕重武器全部用到了武斗中。

一時間,上黨古城風聲鶴唳。武斗致使許多平民百姓死于非命,企業全部停產,城市陷入癱瘓。

那時候,長治城里天天槍炮聲不絕于耳。一次,一發炮彈擊中了長治面粉廠,引燃了糧庫,大火燒了叁天叁夜,長治市民為此吃了好多年的“黑面”。

長治武斗轟動全國,黨中央還專門下發通知,緊急調集陸、海、空叁軍部隊一萬多人進駐長治。武斗在部隊的干預下才得以平息。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文革”遺存下來的“派性”始終陰魂不散。

長治在“文革”以前是縣級市,“文革”后期升格為省轄市。與原晉東南地委、行署同在一座城市里。

1985年,長治實行市管縣體制改革,原晉東南地區被一分為二:南富庶五縣劃歸晉城市,北貧窮十一縣劃到了長治市,太行山從此“斷裂”,原本相對穩固的“樊籬”又一次被打破了。

隨著大量地區干部調入長治市,在干部中,地區干部瞧不起長治市干部,長治市干部不服地區干部,“派性”老毛病又犯了。所以說,“派性”的陰影在長治干部頭腦中形成了難以剎車的思維慣性,一直困擾著長治發展。

“公安局長打死老百姓”又是一例。19948月的一天,長治市公安局局長在自己家里接到一個匿名電話,打電話的人對他進行了恐嚇。這位局長感覺自己受到威脅,便命令手下立案追查。

辦案人員邀功心急,草率了事。一個叫申鳳岐的中學教師被無端拘禁,一關就是十幾天。

辦案人員對申老師連續不斷的刑訊逼供、殘酷摧殘,最終導致申老師腎衰竭死在了醫院。這期間申家幾天找不到人,直到申老師死后,家人才看到尸體。

這個冤案,任何一個家庭都無法承受、無法容忍。申家憤然狀告公安局長,但上訪一次,失敗一回。

無可奈何之下,申家大小全體出動,來到了市委大門前喊冤。頭一天,先是申家人來,后來同情申老師的七中學生也加入了申冤行列,學校的教工也打出了橫幅標語。

第二天,有人為這個行動提供了高音喇叭、播放設備,播放由專業人員錄制的冤情經過。于是,在市委門前聲援的人越來越多了,他們通宵達旦,挑燈夜戰。

第叁天,申家干脆在市委門前展示了公安干警逼供用的兇器、刑訊現場記錄以及申老師臨終前的冤屈錄音。圍觀群眾紛紛為申老師鳴不平,聲討聲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

這件事很快傳了出去。全國有不少地方的教職員工發來聲援電報,各大媒體的新聞記者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應。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這起冤案的制造者得到應有的懲罰:原公安局長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直接參與者一人被處以死刑,一人被判死緩。一場民與官斗的較量,以群眾勝利、官僚失敗而告結束。

我來長治上任的前一天晚上,省委一位長治籍老領導與我徹夜長談,告訴我將要面對的是個什么樣的長治。

老領導感慨地說,長治再也經不起折騰了!從1985年到1999年的14年間,長治先后換了八任市委書記、九位市長,換人最頻繁的時候,一屆人大換了四任市長,不是正職就是副職,人民代表年年有選舉任務。

后來,在長治人大會上,有位代表向我描述,人大代表最高興的是有投票權,因為只要有選舉任務,會議的規格就高。每年選市長,代表就受尊重──至少大家吃得好。

一個地方的主要領導頻繁調換,絕對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盡管書記、市長勵精圖治,但因為變動太快,壯志難酬啊!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1985年前后的兩年間,長治竟同時出現過代理市委書記、代理市長兩個代理職務。

整黨期間,長治市委班子里一位副書記,一位宣傳部長,因為以權謀私同時受到撤職處分。其中一個作為反面典型上了《人民日報》,改寫了長治從沒在《人民日報》頭版出現的歷史紀錄。群眾為當時的長治編了兩句順口溜:“書記市長都是代,九個常委兩個壞。”

2000年初春的一個清晨,我早早來到市委機關大院。寧靜的大院辦公樓后,有幾位老人在小樹林里晨練。

我走到花池旁,見到一位70歲左右的老人,看樣子像是老干部。他跟我打招呼:“呂書記,你也出來鍛煉呀?”我笑著向他點點頭。他對我說:“你在全市經濟會上的報告太精彩了!大家都說,長治金銀銅鐵都不行,只有鋁()行!”我說,“長治不缺會講話的人,而缺能干好事情的人。我希望老同志們都能講真話,多提意見,讓我們始終保持頭腦清醒,不斷改進工作。”

老干部當即給我提了條意見:“呂書記,你看機關大院到處都是衛兵,到處設卡設哨,進進出出多不方便,想來提個意見、反映點問題也進不去。”

他這話給我提了個醒。其實,上班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機關大院兩側全是臨建房,云集了各色各樣做小買賣的店鋪,大門口有武警站崗,辦公大樓還有專人把守,機關人員上班查看工作證,外來辦事的人排長隊在門口等候辦證。看上去防護得非常嚴密,其實是與群眾隔了一堵墻,扎了道籬笆。

我故意問他:“這不更安全嗎?”

“安全個屁!”老人嗤之以鼻。“市委大院一層墻、里邊辦公樓和宿舍樓又一層墻,宿舍樓與常委0號院還有一層墻。就這么個把守嚴密的地方,還盜賊不斷哩。前幾年,機關車庫里的兩輛高級轎車在一晚上不翼而飛了,司機被打死在車庫里。常委0號院也進了賊,搶劫了市委領導的家。防有什么用?關鍵是干部和群眾要一條心。”老同志對市委大院情況了如指掌。

他說,每逢過年過節,常委領導住的0號院路燈就自動熄滅了。路燈像信號一樣,燈一滅,送禮的人就開始忙碌起來。你來我往,有進有出,誰也看不清誰,誰也不盤問誰,大家心照不宣,各行其是。

有一次,一位小老板用兩輪平板車裝滿蘋果,摸黑一戶一戶地送。送完最后一戶,從領導家出來時,兩輪車不見了,小老板頓時傻了眼。

老人繼續說,幾年前,一個開大卡車的司機,由于反映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他先是借酒澆愁,然后又借酒壯膽,駕著大卡車沖進了機關大樓里,將樓門堵了個嚴嚴實實。這時,市領導正在樓上會見德國外賓。

樓下大廳被堵,外賓送不出去,只好啟用了安全通道,讓德國人從側門離開。

老同志連連嘆息道:“史無前例呀!從這座樓蓋起來到現在,安全通道只用過一次。惟一享受過這種待遇的老外,一邊走一邊搖頭,從此再也不來長治了!”

他講的事情很幽默,但我卻沒法笑出來。

我面前的這個長治,沒有理由不讓群眾上訪告狀。我的責任,就是要面對人民群眾的迫切要求。

我從心里默默告誡自己:長治要有治,必須樹大志!

第一次發火

20003月初,我兩天之內接到同一個人寫給我的叁封信。

信是一個河南信陽茶商寫的。信中說,他投宿在長治市九州賓館,早晨起床,發現手機不見了。他問服務員,服務員回答:你自己的東西不管好,問誰?他找總服務臺,接待人 員說:賓館有規定,貴重物品未交賓館保管,丟失概不負責。客商說,手機如果存起來,還怎么用?他又去找賓館經理,要求賠償或適當補償。經理堅持“不登記就不負責”的做法。

客商離開賓館,去找轄區派出所。派出所民警既不登記,也不受理,冷冰冰的面孔讓這個外地人不知所措。他給我寫了第一封信,反映了他在長治的遭遇。

晚上,他從報紙上知道我們正在“創造環境”,于是,第二天早晨給我寫了第二封信。他認為長治的環境太差。

上午,他又與賓館老板和派出所干警協商,遇到了一如既往的冷漠。下午5點,他直接找到我的住地,送來第叁封信,講述他丟東西后,從賓館員工到經理如何不講道理的經過。他還指責我們在“創造環境”中不敢動真,不敢抓具體問題。信中說,如果不解決這件事,他就要發動所有在長治的外地人到市委集體上訪。

外地人來長治搞經營,遭遇如此不公,我作為一個地方的“一把手”,決不可視而不見,不問不管!

我叫來工作人員,詢問我批示的前兩封信落實情況,他說還沒有來得及轉出去。我火了:“為什么把我的話當耳旁風?在我身邊做事,群眾的事情要放在前面,要有馬上就辦的作風!你不辦,把信拿來我自己辦!”

不一會兒,工作人員怯怯地把信遞給了我。叁封信攤在桌上,細細對照著看。我注意到第一封信的語言還比較和緩,第二封就有了些鋒芒,而第叁封信就是毫不客氣的指責。

我決意把這件事在媒體上公開曝光,讓全市人民以此為鑒,都來關心環境、創造環境。我還在這封信上擬了新聞標題:

眉題:河南茶商忿言──

主題:九州賓館從經理到員工蠻不講理

副題:創造環境不能只說空話,不辦實事

編好稿件,我又給長治日報社總編輯批注了我對此事的處理意見,要求發在第二天日報的頭版頭條位置。

第二天早晨,我拿到當天的《長治日報》,從一版翻到四版,反復看了幾遍,也找不到那篇稿子。正納悶時,辦公廳主任走了進來,神情有些不自然。我問他,那封信為什么沒發出來?“呂書記,稿子是我撤下來的。”“你?!”“你聽我解釋。”我抬頭氣惱地盯著他。

見我發火,他忐忑不安地說:“河南茶商反映的問題我覺得公開見報有些不妥。”

“哪里不妥?”我反問他。

他說:“服務行業不容易,一曝光就傷了元氣……九州賓館是一個民營企業,這幾年才在長治有了點名氣,要是見了報,不僅會對這家企業產生負作用,還會影響到全市民營企業發展。我們的民營企業還很薄弱,需要扶持。”

我說:“你這是強詞奪理,是典型官僚習氣作怪!”見我緊追不舍,他拿了一份材料遞給我:“呂書記,我們連夜搞了個調查,你看看……”

辦公廳主任還想說什么,被我打斷:“我們天天說‘政府創造環境,人民創造財富’。什么是環境?人人是環境,處處是環境,點點滴滴都是環境!連一個外地人都容不下,連一個客商反映的問題都不敢去碰,還創什么環境?還講什么創造財富?長治的企業是企業,難道外地來的企業就不是企業嗎?難道把來長治投資做生意的人嚇跑了,都趕走了,這就叫環境嗎?”

這是我到長治后第一次發火,也是我的批示第一次受阻。從這件事我感到,長治改變環境之難,不在環境本身,而在根深蒂固的干部作風。打不破這個壁壘,就無環境可言,更無發展可言!

這件事情,最后我還是“妥協”了,這也是我在長治的第一次讓步。究其原因,固然也有他們所說的扶持、發展之理。但我決不能就此罷休,在后來許多公開場合上、會議上,我反復引用這個例子,講環境,說作風。從這個意義上講,此事也等于“公開”了。后來,有人告訴我,九州賓館妥善處理了此事,并認真總結教訓,越辦越有特色,生意更加紅火。

被打走的港商

許多問題不暴露則已,一暴露就是一連串。九州賓館問題發生不久,又發生了一起相似的事情。

2000613日晚上,香港潤華集團在長治投了巨資的總經理蔡福輝到長治一家有名的 民營企業──新王朝大酒店用餐。飯后結賬時,服務員因找零錢一事與他發生爭執,隨后酒店的保安、服務員一哄而上,對蔡先生拳打腳踢,并追打到店門外幾十米。回到住地,蔡福輝手機沒了,同行另一人的信用卡不見了。

事情發生后,蔡福輝先生立即退掉房間,連夜離開長治。他還向香港的公司董事局陳述理由,要求終止在長治的投資。

臨走時,他托人給我留下一封上訪信,發誓再不與長治人共事做生意。我把這封信批示給《長治日報》,要求對此事公開曝光,對有礙長治形象的做法決不姑息遷就。

很快,報紙刊發了關于這件事的新聞。有關部門依據政策規定,查處了酒店存在的不少嚴重問題,對其實施停業整頓,對員工進行軍訓。

這家酒店的老板能量很大,他到處托人找關系說情。我一天接到十幾個說情電話。我說,你找多少人講情都沒有用。彌補錯誤的辦法是改正,而不是找人。

不管他是否情愿,還是接受了處罰,公開寫了檢查。在輿論監督下,他們由消極變得積極了,主動改進服務質量,面貌很快發生了變化。隨后,我專門去看了這家酒店,店老板說,這件事使他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平時管職工難,借著領導批評,認真整頓了一番,店貌和環境變了,職工情緒高了,企業效益也好了!

同年9月,我乘出國考察的機會,順道去香港看望了蔡福輝先生,親自向他道了歉,還講了我們對那件事的處理辦法。蔡先生很受感動,隨后,他還加大了在長治的項目投資。

“活竇娥”案的啟示

20025月底,我騎自行車在街上時,突然被一位老大娘攔住,說:“呂書記,有個人命案你得管管!

這位大娘是替堪稱“活竇娥”的王文平申冤。七年前,王文平的丈夫李家兵被歹徒打死 。案子過了七年,王文平天天喊冤叫屈,竟解決不了問題。

王文平喊了七年冤,我到長治工作已經兩年多了,她為什么一次也沒來找我?我覺得有點蹊蹺。

找來工作人員問情況。他們告訴我,從2001年后半年,群眾反映問題的信不多了,他們有選擇地送我一些,大部分轉交有關部門處理。

我惟恐失誤,從此增加了一條規定:凡是寄給我的信要送給我,我要親自拆看。

200262日早晨,我把過去沒有送給我的群眾來信,又從新找來,從一桌子來信中,找到了王文平的信,這才清楚了冤案的原委:

199691日上午,城區北董村村民李家兵與其弟李會兵到市區小西門狗市上賣狗。約11點,李會兵與一素不相識的當地人發生口角,李家兵見對方人多勢眾,趕緊拉著弟弟就走。走出不到50米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4個年輕人從身后追來,手里拿著從附近修路處取來的鋼筋棍,把兄弟兩人前擋后堵,掄起手中的棍棒劈頭蓋臉地朝他們打去。

李家兵未及躲閃,頭部被重重地擊了一棍,當時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幾乎在同一個時間,李會兵也被棍棒打倒,鮮血染遍全身。

過了很長時間,李氏兄弟才被送進了醫院。李家兵的妻子王文平趕到醫院時,只見兩張病床上,一張躺著她奄奄一息的丈夫,一張躺著臉罩氧氣罩的小叔子。醫生通知她簽字給丈夫做開顱手術,王文平不知所措地簽了字。

醫生竭盡了全力,她丈夫于第二天還是死在了醫院里。小叔子雖然逃過一劫,但從此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王文平含淚埋葬了丈夫,從醫院接回重傷致殘的李會兵。年僅29歲的她,人生路口出現了兩種選擇:要么乘年輕改嫁,要么矢志為夫申冤。

王文平毅然選擇了后一條坎坷路。她還不得不挑起一個破碎家庭的沉重負擔。這個家有84歲的老爺爺,還有體弱多病的公婆。她的兩個孩子,一個6歲,一個8歲,整天跟她鬧著要父親。

為了支撐起這個家,王文平把苦水、淚水往肚里咽,受盡艱辛,目的只有一個:懲治兇手,為夫雪恨。

為了養家糊口,王文平做起了小本生意。每天天不亮,她就悄悄起床,摸黑去附近的豆腐坊批發豆腐,然后蹬叁輪車進城叫賣。

她一邊賣豆腐賺點薄利,一邊找公安局告狀。有一天,她把豆腐車放在公安局門外,車上的豆腐竟被人偷走。以后她就賣完豆腐再去告狀。有時候突然聽說領導回來了,她就低價處理完豆腐趕緊去找領導。晚上回家數錢,才知道虧了本。以后的幾天她就想辦法多進點豆腐,再辛苦地賣掉,把欠下的損失補回來。

去得多了,公安局長煩她,倒是群眾有情有意。有位老大娘對王文平說:“孩子,我替你賣豆腐,你趕快去找人申冤。”

找一次,干部們就搪塞她一次,一會兒說案犯跑了,我們找不到;一會兒又說辦案經費緊張,我們出不了差;找得急了,有人就說公安局不是為你開的,你讓抓就去抓?

王文平很有毅力,也很有心計,為了能走進市委機關大樓,她向朋友借來一件干部式的制服,借個小包挎在肩上,甚至找來別人不穿的皮鞋裝裝樣子。

近七年間,她去過城區公安局上百次,也去過市公安局、政法委、市政府、市委,甚至跑到省里的執法部門。她說不清走過多少冤枉路。王文平見官就下跪,跪一次她的心就顫抖一次,酸疼一次。一個年輕女子,她不在乎什么尊嚴,也不在乎什么臉面,為了雪洗冤情,她整整跪了7年!

后來,王文平說,她平生沒有跪過父母一次,卻天天跪這些不理民事的官!

然而,無論費多少心思,她得到的都是一樣的結果:一次次扯皮,一次次推諉。

罪犯能逃到哪里去?王文平不信邪。你們不去找,我找!為了掌握案犯線索,王文平到回民區里賣豆腐,她打聽到了4名罪犯的住址,特意買了一條回民女人頭上戴的紗巾,扮成回民樣子,還學說幾句穆斯林日常用語。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她每天睜大眼睛盯人。

首嫌馬榮剛的家人,她每天都要遠遠看幾眼。看著看著,1998年,馬妻的肚子大了,懷孕了,生育了。王文平滿心歡喜地到公安局報案,人家說,你看錯了,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2000年,王文平又察覺到馬妻第二次懷孕,馬榮剛的妻子兩次生孩子,馬榮剛不在家里在哪里?但直到馬家第二小孩出生,公安局里就是沒有一個人信她的話。

另一個嫌犯馬俊義的父親去世了,王文平看見馬俊義回來守靈、送葬,還不時有派出所干警出入他家幫忙打點。王文平實在看不下了!但她又實在太弱了。嫌犯就在眼前,她卻無能為力。

難道朗朗青天,就可以任壞人逍遙法外嗎?難道一個農村婦女就討不回法律的尊嚴和公道嗎?

夫仇未報,命運又捉弄了她幾回。

1997年,夫弟媳婦不堪生活壓力,撇下傷殘的丈夫改嫁了。孤零零的會兵找到嫂子,要求回到這個殘缺不全的家。同一年,婆婆又患了不治之癥。王文平只能把這些苦水再往自己肚子里裝,她一聲不吭,偷偷借錢給婆婆治病。

春去秋來,寒來暑往。近七年時間,王文平風雨無阻,天天去賣豆腐。一雙年幼的兒女,每天站在門前盼娘歸。冬天,她看見兩張凍得紅紅的小臉,心痛得流淚;雨天,她看到站在雨中的孩子,母子相抱泣不成聲。為了孩子的父親,她頭發白了,患上了青光眼、神經衰弱癥,臉上出現了一條條皺紋,外貌與她的實際年齡差了很多。

然而,不管生活的擔子有多重,王文平始終沒有放棄為亡夫鳴冤!

李家兵被四名兇手殺害的當天,王文平就向公安機關報了案。公安機關也到現場進行了勘驗,了解了發案過程,案情清楚明了,一碰即破。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起案件立案之后,四名嫌疑人一直邁著方步悠然于法律的制裁之外。王文平期待了整整七年,苦熬了七年。

看完了告狀材料,我氣憤難平!堂堂法制社會,竟然沒有一個弱女子說理的地方!王文平是我打心底敬佩的一個當代竇娥形象。我也為執法人員的玩忽職守而感到恥辱!我們如果不去為她作主,還算什么共產黨人!

此時,窗外突然下起了大雨,雨點拍打著窗戶,平平的玻璃上流著一道道“淚痕”。雨越下越大,我的心也越來越沉悶。

我在王文平的申訴書上,向市公安局局長雷黨辰和城區分局局長劉金祥作出批示:人命關天,豈能推來推去?要火速破案,嚴懲兇手!

批示轉出后,我又把城區公安分局局長叫來,要求他一天向我匯報一次偵破進度。要求干警先到受害者家里家訪,聽受害者家屬講案情──只有增加了對群眾的感情,才能樹立為民辦事的信心。

在我和分管副書記盧曉中、市政法委書記王云亭的追問、督促下,到了第七天案子就破了,案犯被繩之以法。

當天,王文平到城區公安分局送錦旗,上面有她親自繡上的14個大字:“不信天下無清官,自有公仆為人民!”

城區公安分局局長含淚向我敘述了當時的情景:王文平帶著90歲的老爺爺、11歲的小兒子,還有重病在身的婆婆、癡呆發傻的弟弟,北董村的村民們也來了,足有四五百人,從局長辦公室、樓道、樓梯一直排到辦公樓外,黑壓壓跪了一大片老百姓,人人眼里噙著淚水。這淚水,無聲勝有聲,可以匯成河,幫助洗刷人民警察的恥辱!

公安干警列隊向群眾還禮,個個淚如泉涌。過去破不了案的是他們,現在能破了案的還是他們。長治的公安干警是好樣的,問題出在我們領導干部的作風上。

與此同時,我也收到王文平寫來的一封充滿熱情的感謝信。

呂書記:

我丈夫被害七年(群眾算虛年),終于在呂書記親自批示和過問下,僅用七天時間,就將兇手緝拿歸案。我感謝關心我的各位領導和市公安局及城區分局的領導和部分干警,你們是“叁個代表”的忠實實踐者,你們真正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在我們百姓眼中,誰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放在首位,我們就擁戴誰;誰不顧人民的利益,誰就會被唾棄。

在城區分局劉局長到任之前,我也是抱著人民警察為人民的信念,一次次走進公安局的大門,但一次次被抓不住人、沒辦法為由搪塞而歸。在呂書記來長治之前,我也曾因為公安分局“沒有能力”抓到兇手,不得不上訪到市委、政法委等領導機關,可各級官員都有比我丈夫被殺更重要的事而忙,而不顧。七年吶,不作為!

呂書記來了,雷局長來了,劉局長來了,我抱著一線希望和幻想,又向上反映了情況。呂書記沒有當小事,雷局長感到義憤,劉局長則親自部署,七天就將兇手拿下。我才相信,老百姓頭上仍有優秀干部為我們撐起一片藍天,那些不為百姓辦實事,七年不作為的黨員干部,你們把“叁個代表”、“為人民服務”都忘了嗎?面對如今日新月異的長治,你們作何感想?面對七天抓住兇手,你們七年抓不住兇手的事實,你們不感到愧對警徽和良心嗎?

在此,我代表我們全家上至90歲的老爺爺,下至年幼的一雙兒女向呂書記您表示最誠摯的謝意。以此告慰我亡夫的冤魂。

謝謝你了呂書記!

北董村村民王文平

2002612

讀了這封信,我不以我們做了點事情而興奮。讓我擔憂的是,我們不少干部心中已經沒有了老百姓,沒有了黨性。我們天天講群眾利益、群眾觀念、群眾路線,當群眾遇到自己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利益的時候,黨員干什么去了?黨的干部又到哪里去了?有干部向我反映,我們總有那么極少數的人“跑官”不成,就在那里“泡官”、“泡茶”甚至“泡妞”。

事后,電視臺記者采訪嫌犯,問他們如何能逃避法律追究達七年之久?馬榮剛直言不諱地說,他根本就沒有離開過長治──案發當天他在地下室睡過一個晚上,第二天就上來了。七年里,沒有一個民警找過他。另一個嫌犯說他長期在十幾公里外的長治縣打工,根本沒有人過問打死人的事。

王文平,這個沒有任何權力的公民都能將案犯的行蹤了如指掌,我們一個龐大的執法機器,竟然軟弱到不如一個平民百姓,用什么理由可以解釋清楚這其中的奧妙?

討騾奇聞

20011022日,我看到一封群眾來信。潞城市合室鄉赤圪倒村一位60多歲的農民李成富,寫信問我:“呂書記,我的騾子該如何要?”信中是這樣說的:

1998年農歷928日,我家的一頭騾子被賊盜走,次日,我在合室派出所報了案。

在賊人偷走我家騾子的當天夜里,盜賊路經店上派出所門口時,店上派出所工作人員感到可疑,上前詢問,賊人說,是自家的騾子。派出所人員將騾子扣下,讓賊人回家開證明。這樣賊人就跑了。后來店上派出所所長(應為指導員),就讓當時在該所當臨時工的一個女子牽回家里使用并飼養起來。

事過兩年半,20014月份,我才得知我的騾子在十丈溝,我去查看果然是我的騾子。當我得知騾子是店上派出所所長送給她家的,我隨即去找所長。所長說:這牲口喂一天要出20元,兩年半了要出1.8萬元,你出得起錢嗎?無奈之下,我只好去找合室派出所出面調解(因我受合室派出所管轄,報案在該所)。合室派出所指導員找到所長交涉。所長說,不用說一天出20元,就是出10元錢,他出得起嗎?說實話,這個騾子最多值2000元,按照所長計算,我得出9000元!

合室派出所無法協調,我只好到潞城市公安局找李局長,李局長隨即給所長打電話。李局長說,牲口本身就是勞動力,兩年來給她家也創造了一定的財富。失主再給喂養費300500元錢,把牲口牽出來,物歸原主,并限期3天解決。當我去找所長時,所長卻說:“人家要1500元,你出500元不行,最少也得出1000元。”時隔兩日,我又去找李局長,李局長說:“你們雙方意見不同,不要找我了,到法院判吧。”

我去司法局找律師,問該怎么辦?有兩個律師接待了我,律師講:“你這個事到法院也無法起訴,不可能受理,因為派出所把賊放跑了,牲口在別人家寄養,你該起訴誰呢?”

無奈,我又去找所長,為了解決問題,我同意在我出500元的基礎上再給他們加200元,但問題仍得不到解決。

就這樣,一個月內我往返了六七次,每次路費16元錢。為了找回騾子,后來我也不知跑了多少次。

813日,我又去店上找所長,這次所長用電話把養主叫來了。首先,所長和養主在一個房間里談了20分鐘,不知談了些什么,所長出來讓我進去和養主談。可所長不參與,我與養主又談不成。

養主說:“你把3年來牲口吃多少草、吃多少料,給我拉個單子出來。還有工錢多少,你算不清,牲口牽不走!”說完就走了。

我自己的騾子為什么這樣難要?我認為,其一,騾子從我家盜走,本屬于刑事案件。當天夜里,店上派出所把牲口扣下,卻把賊放跑,當時他們同賊對了面,又講了話,事后為什么不追查、不立案?其二,店上派出所和合室派出所同屬潞城公安局管轄,還是鄰近的兩個所,一個扣下騾子,一個接受報案,兩年半之間難道就沒有一點互通情報?如不是我自己找到,難道這條騾子就白白送人?其叁,店上派出所扣下贓物,一不上電視臺通報,二不張貼招領啟示,叁不找失主,長期寄養在一個工作人員家里,占為己有,這是否符合有關政策?其四,當失主找到其丟失的騾子后,店上派出所本應同情失主兩年來因丟失騾子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精神痛苦,積極歸還其騾子,但該所領導卻一再推諉,并向我高價索取飼養費,直到目前不予歸還。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場?為誰說話?這樣執法難道是“代表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我請求市委、市政府領導追查此事。

申訴人李成富

讀了李成富的信,我氣得拍了桌子,當即批示:“此事公開,《長治日報》上要問店上派出所給人民創造了什么環境?市公安局要針對店上派出所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作風進行批評教育,通報全市,再拖下去就叫‘不為老百姓著想’!”

市公安局根據我的意見,采取了叁條措施:一是市局紀檢委和督察處會同潞城市公安局組成聯合調查組,深入店上派出所、合室派出所和當事人進行調查,弄清真相;二是查清問題追究責任人;叁是舉一反叁,在全市公安機關開展一次“爭創人民滿意公安機關,爭當人民滿意警察”的大討論。

1025日,潞城市委做出決定,直接責任人被停職檢查。

圍繞這件騾子的事,全市政法干部和潞城市有關部門進行了認真討論。一位司法干部形象地比喻說,還人家騾子,還要索賠飼養費。假如我們破獲了一起汽車被盜案,失主來認領,是不是還要人家賠你使用過的汽油費呢?真是無奇不有!

討論討回了公道。在這起案件中,大家說,也有公安干警的責任。

聯防隊員發現兩個行跡可疑的人牽著一頭騾子問路,他就將問路人帶到派出所,向主持工作的指導員做了報告。指導員本應安排對嫌疑人留置盤問,調查落實,他卻不負責任地草率行事,讓聯防隊員把騾子扣下,讓嫌疑人回家開證明,致使嫌疑人借機溜走,逃脫制裁,至今沒有下落。

其間,派出所指導員也沒有向潞城市公安局報告,更沒有采取任何積極主動措施來挽救工作上的失誤,直到引起失主上訪。

根據公開討論,潞城市公安局黨委做出決定,報請潞城市紀委、監委批準派出所指導員受到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和行政記大過處分,同時潞城市委組織部研究決定免去他的店上派出所指導員職務。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我想騾子事情可以找到說法了。不想,時隔一個月后,20011126日,李成富第二次來信問我:騾子為什么要不回?

信中說:“您作批示已經一個月了,騾子仍在那個人家里使用喂養,我眼睜睜看著自己的騾子牽不回家中!”

李成富懇求澄清事實真相,還以公道,還他騾子。

后來,我問明情況,原來養主和店上派出所一塊編造了一個假時間,把他們查獲騾子的時間前移了四個月,因此就說成查獲騾子在前,丟失騾子在后,派出所抓到的贓物不是李成富丟失的騾子。

派去的調查小組,既沒有找到盜騾嫌疑人,也沒有見到比李成富證據更充足的認領者,還拿不出否定李成富提供的騾子特征的理由,就斷言騾子不是李成富的,判令騾子仍舊讓養主繼續使用和飼養贓物為什么不能依法起出?想不到區區一頭騾子,市委書記的批示也招不回它!我氣得第二次拍了桌子,又批示在《長治日報》上再公開此事。

106日,赤圪倒村黨支部書記、主任和黨員代表、群眾代表10余人自發組織起來到養主家辨認騾子。大家仔細分辨后,確切無疑地肯定騾子是李成富的。大伙都簽名蓋章作證。

李成富有了充分理由。他拿著證明去找市、縣調查組,調查組的一位干部卻認為派出所講的有道理:丟的騾子與查獲的騾子不是同一個騾子。

找執法部門討不到說法,李成富將上述情況再次寫信告訴了我。他在信中寫道:呂書記,你已經盡心了,我們大家感謝你。如今的社會壞了,一個清官也不一定辦清所有的事情,如果難辦就不要再辦了。

李成富在信的結尾說:“這是我寫的最后一封上訪信,為了這頭騾子我已經花了幾百元錢,再跑就不合算了……我朝著長治方向給你磕個頭。你一定要保重,長治老百姓還有比騾子更重要的事情等你去辦哪!”

兩次批示,李成富還是沒有把騾子牽回家。一個市委書記竟然要不回群眾的騾子!騾子一天回不到主人家,我就一日不能放手不管。

20021月,春節前,市委常委們在一起開會,議到過節安全工作問題,我和市長張兵生、分管副書記盧曉中、政法委書記王云亭又聊起了騾子之事。這個案子,大家都表過態,催促過解決騾子的事。這么多常委說話,也頂不上一個“現管”。我們把潞城市委書記叫來,他也為這件事再叁受阻表示氣憤。

我講了我的意見:不論事情大小,關鍵是對群眾的態度。我們的工作中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把小問題拖成了大問題,大問題拖成了老問題,老問題拖成了老大難問題,由此脫離了群眾,引出大量的社會矛盾。

說到這里我激動地站了起來。一頭騾子事情不大,如果把這些小事情積累起來,就是一座大山,就會演變成為對抗性矛盾。為了一頭騾子,我第叁次拍著桌子問大家:什么叫最大的危險?一個不能為群眾辦事情的黨委和政府就是最大的危險!

這次會后,潞城市委書記李進軍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最后,李成富終于領回了自己丟失的騾子。有關人員也受到縣里的批評和處分。

把上訪戶送進敬老院

近叁年,我們從解決突出問題入手,集中辦理了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幾件事。在長治,上訪的事情越來越少了,越級上訪的就更少了。20018月以后的一年多時間,長治基本沒有出現群體到省委和中央有關部門上訪的事。

上訪少了,干部就被解放了。過去干部不敢上街,像老鼠躲貓一樣不敢見群眾。市委大門常常被上訪群眾堵著。開始群眾堵了前門,干部就走后門;群眾發現有個后門,就前后門一齊堵。堵了前后門,干部還有辦法,就開了個側門。

如果干部都這樣躲來躲去,怎么能聯系群眾?

我剛來長治時,也不斷遇到堵門的事。叁輪車和出租車爭客運市場,一群蹬叁輪車的人里叁層、外叁層堵了市委大門。有人建議我走后門,我說我不怕,哪有共產黨不見群眾的道理?如果見不到群眾,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2000年的前半年,我們解決信訪問題采取了一些強硬措施,比如晝夜接待,晚上12點以后還繼續點燈等待群眾,早晨五六點鐘也不間斷接待群眾,所有樓房下面的大廳都變成了信訪大廳。我們把各個部門的“一把手”叫到一起,在大廳里,該誰辦的事誰辦,誰都辦不了的事情由我辦!

當年我在原平當縣委書記時,提前一個星期發出公告,號召大家都到縣里上訪,領導干部站在大門口,一上午等不來一個人。我相信,再過一段時間,長治來市委上訪的人也會逐漸減少,最終變成一個也沒有。

現在,我們可以隨便到街上走走,騎上自行車到處轉轉,干部不會被群眾“圍追堵截”。

200155日,我騎車到長子縣下鄉,專門去看望了一位“老上訪”。

這位老太太因為一樁民事案糾纏不休。第一次遇上我,她在市委大樓的兩扇門中間拉上一根繩,說這條路不能走了,進出大樓的干部們只得繞道走。

我說,你不能堵路。堵住干部,就堵住了給你解決問題的人,你和干部劃線,怎么讓我們為你辦事?

她聽了我的話,把告狀信留下走了。

我仔細看了她的告狀信,她反映的是十幾年前的老事情,過去也曾做出處理,只是沒有讓她滿意罷了,所以她就無休無止地告狀。

這件事,前因后果我說不清楚,于是批給長子縣委書記,讓他盡快給群眾個交待,因為她講的補償問題有一定道理。

第二次她來上訪,我告訴她,你去找縣委書記,我已經把你的問題批給了他,他辦不了我們處分他。

第叁次她又來,我們就變成了熟人,見面大家笑一笑。她說,我過去上訪欠下了債,怎么辦?我說,如果有困難可以申請救濟,但我們不提倡你弄下錢再去告狀。

這個老太太無依無靠,上訪是她惟一的“職業”。坐火車,乘務員認識她,她把臉一扭,就免了她的車票。到太原,到北京,她專門為那些上訪的人出主意,想辦法:什么事情找什么人,找誰能辦事,找誰辦不了事……她了如指掌。她還給上訪戶介紹一些如何對付門衛、對付秘書和工作人員的辦法。上訪成了她生活中的主要內容。

我清楚老太太的底細后,勸她不要滿世界亂跑,有事說事,無事回家安度晚年。她說:“我沒有家,信訪接待室就是我的家。”

后來,我對長子縣委書記說,不能讓她以此為生,要很好地安置她。

縣里把她安排進了敬老院。在那里她有吃、有穿、有住,還按月領點零花錢,老太太有所依有所靠了。我說,她也是一種群眾,一種不能享受正常人生活的群眾。對待這種人,黨要管,還要管好!

在長治,我們要把所有的問題和所有的人都放在心上,只有把問題徹底解決了,我們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辦更大的事情。

當我在長子縣的一座敬老院見到“老上訪”后,問她有什么感覺?問她生活還有什么困難?她都說很滿意。她說過去那樣做也是被迫無奈,叫“以毒攻毒”。我和其他來看她的同志們,以及她本人都為這個說法大笑了一陣子。

解決上訪問題還有一條,就是搞責任制:誰分管哪一方面的工作,必須把上訪也包起來。你解決不了問題,可以向上級打報告,直至向我反映,我幫助你解決,因為我的權力比你大,辦事情更有條件。如果你既不打報告,也不解決問題,那我就要追究你的責任。

長治先后通報批評過八位縣委書記,都是因為他在的縣里群眾上訪到了市里。我們有個規定,通報到了第叁次,縣委書記、縣長就要接受處分。

我們提出一個工作要求,把防線設在前沿陣地,而不是設在指揮部──不能把防線設在市委、市政府,讓我們替你去解決你那里的群眾問題。這個辦法要求干部必須深入解決問題,把群眾中的所有問題都解決了,讓群眾滿意了,群眾就不會到處亂跑,亂找領導。

我們在市委大門口豎了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反對誰官大找誰,辦事互推諉;提倡誰分管找誰,辦事效率高。”

群眾對干部的偏見很多,所以表現的形式也特別多。我們在處理上訪問題時經常遇到個別上訪戶,有沒有道理就是糾纏住領導不放,以至堵車、堵門。

長治市房管局有位局長,舊城改造遺留下的問題使他上任兩年進不了辦公室的門,有時也回不了家。他走哪兒就有人跟到哪兒。20005月,這批人到市委鬧,我去見了他們,講了叁條意見:一是按政策規定辦,該補的一定要足額補夠,限期辦好;二是公開政策,讓群眾按政策要求,符合規定的辦,不符合規定的也不要找,再找就屬于無理取鬧,有關部門就要采取法律手段;叁是對搶占了住房的群眾,限期搬出來,否則就采取強制措施。

叁條辦法既讓群眾滿意,也對無理取鬧的人進行了制裁。群眾不上訪了,干部回到了辦公室。

當然,無論采取什么方式,最后的結論都是要解決問題。關鍵是我們干部要解決叁個矛盾:一是吃苦與享受,你是選擇吃苦,還是選擇享受。大部分干部愿意選擇享受,而放棄吃苦;二是吃虧與沾光,跟著我們黨干事業,你是吃虧的時候干呢?還是沾光的時候干?好多人是只要沾光就干,如果吃虧就不干;叁是無原則地團結一些人與堅持原則惹一些人,用山西的話來說就是“惹人”與“為人”。好多干部選擇了無原則地團結人,不愿意堅持原則去惹人。如果這叁個問題得不到較好解決,任何問題都難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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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對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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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拴凳子、醋壺敲嘴子的啟示

我到長治任職后第一次抽出一周時間下基層,第一站選擇了武鄉。

早晨在縣委機關食堂吃飯,縣委書記要領我去小灶用餐。后來,我才知道每個縣的處級干部都有小灶,有了小灶就不管大灶。我想,要看機關干部生活還是要到大灶去吃飯,與普通干部在一起也是一種深入方式。

我過去在原平當縣委書記時,就在辦食堂上下過功夫,認為只要辦好了伙食就能溫暖干部心。1983年原平縣委的大食堂老吃窩頭,喝一碗小豆稀飯還要1兩糧票5分錢。飯菜很差,干部很有意見,已快到關門的地步。

我一到任就到大食堂吃飯,先給食堂門口起草了一副對聯:

食堂不吃窩頭 ?稀飯免收糧票

獎金勿搞平均 ?干部禁經工商

食堂還實行了縣領導按天輪流值班制,菜飯花樣翻新,干部很滿意,一直發展到很多院外干部也來食堂吃飯,用餐人數增加了10倍。當時的啟示是:如果食堂吃得好,干部不一定非得去飯館瞎吃瞎喝。那樣既傷身體又浪費錢,還落下個形象不好的壞名聲。

武鄉縣機關食堂特別大,但整個餐廳只有幾個人圍在一個角上吃早飯。我湊過去,大家主動讓坐。我說,別走,咱們一塊吃飯。原先站起來的幾位干部又重新坐下。餐桌旁邊有一圈沒有靠背的椅子,我想拉開坐,可怎么用勁也拉不動,低頭一看,原來椅子被一圈鐵絲拴著。我讓一位干部試著坐下,他十分麻利地騎在了凳子上。我說,你這不叫坐,叫騎!

我在大同齒輪廠當鍛工時,在大食堂吃飯曾經和工人們一起“蹲凳”,但“騎凳”吃飯,我還是頭一回遇上。我問干部們為什么要騎?還故意將縣委書記的軍,請他講講“騎凳”的好處。他們只是笑,告訴我:“怕丟!”

我說,如果縣機關食堂都怕丟東西,那么老百姓怕丟東西該怕到什么程度呢?縣委書記面帶羞澀地低頭不語。

后來,我在沁縣的縣委大食堂吃飯,看見桌上放著一個“怪物”:說它是壺,卻沒了把兒和嘴兒;說它是茶杯,卻上面沒蓋兒,中間有孔兒。后來才弄明白,那是個陶瓷醋壺,因為怕丟,故意拿走蓋兒,敲去把兒和嘴兒。

這兩個縣的狀況,使我想起了1983年的原平縣城很多不衛生、不文明的情形。社會主義的縣城究竟應是什么樣的?我決心先將問題揭露出來,然后在人民群眾的改革實踐中尋找答案,還寫了《衛生文明歌》:

社會主義講衛生,飯店門口怎能吊黑油繩?

不擋蚊,

不擋蠅,

只能給人帶臟痕!

社會主義講文明,

商店門口怎有閃馬坑?

走不便,

站不能,

為啥不用土添平?

社會主義講認真,

“兩面三刀”(指一兩面只削三刀)怎么行?

外邊熟,

里邊生,

顧客吃后鬧肚疼。

刀削面本是山西拿手戲,

原平縣怎么能丟人!

社會主義講精神,

公用木凳怎么拴鐵繩?

醋壺敲去嘴,

茶杯去掉把,

原來是怕人們偷偷拿家中。

可是辦法這樣笨,

為啥不號召全縣學雷鋒!

我在原平縣近20年前已經解決了的問題,怎么又出現了?而且,何其相似乃爾。“食堂拴凳子,醋壺敲嘴子”這些看似可笑的事情,給了我深刻的啟示:不深入下去是很難發現問題的。

有一次早上七點多鐘,我到沁源縣王和鎮中學看望師生,發現那么大一個中學早上連飯菜都不給學生做,只是熬了一鍋稀米湯。我就到學生宿舍看看他們吃什么,誰知每個學生都有個破爛箱子,里面放著些干饃片、干餅子,有的有點咸菜,有的連咸菜也沒有。學生早上就吃這些東西,很難保證他們的健康成長。我想,長治解放55年了,改革開放20年了,連學生們的吃飯問題都解決不好,我們對不起人民啊!

還有一天早上七點,我到市第十二中學去,看到從校園到教室,從教臺到課桌,全都破破爛爛。正趕上學生開飯,問學生能不能吃飽,都說吃不飽;問炊事員能不能讓學生吃飽,他說能吃飽。于是,我站在伙房門口,大聲問學生“能不能吃飽”,門外的學生齊喊“吃不飽”,門里的炊事員才無話可說,這個情節真叫人感到荒唐可笑。我決定就在這里吃早飯,炊事員雖然熱情,但那里的擦手毛巾、菜案和灶臺,都很臟。吃飯時,學校領導趕來了,我要求他和我當著部分師生的面談。我問了他半天,他回答不上來。他提的學校建樓、桌凳問題,我們給他滿意答復。最后,我批評校長管理不善,校長把問題推下去,當面責問副校長,副校長又回頭責問一名干部,這位干部又責問炊事員,都是說“早就告訴你了,為什么不改!”這句話。這情景真叫人啼笑皆非。炊事員看著我偷笑,周圍的師生都是一樣的表情。

幾件事給我的啟示:必須和群眾面對面地對話,才能弄清問題,促進解決。

“鬧覺”村民引發對話思路

在武鄉縣跑了不少地方,他們建議我到縣賓館休息一下。說來也真有點犯困,我就依照縣委的安排到縣賓館午休。剛躺下不大會兒工夫,就聽到院子里有吵鬧聲。過了一會兒,吵鬧的聲音越來越大而且聽得出是沖我來的。看來午覺是睡不成了,我干脆到了院子里。見我出來,一群人齊刷刷地跑過來,圍住我,反映村干部的問題。

我告訴大家不要急,選個代表說。

站在最前頭的好像是個領頭人。他說:“我們是故城鎮信義村的群眾,來找呂書記給我們解決問題。”沒等這個人多說,一群人就七嘴八舌搶著說話,我聽不太清楚,但還是把斷斷續續的話連了起來。

他們反映的是村黨支部書記違反政策調整土地、亂批宅基地、超生和貪污公款等問題。

這群人把我圍了半個多小時,我一句話也說不成。我問他們有沒有告狀信?他們說有。我收下告狀信,群眾還是不走。

有人說,呂書記你要給我們個準信兒,怎么辦?什么時候辦?我說,明天就派人到你們村上調查。這樣,他們才逐漸散去,走時還不斷吲頭叮囑我:“呂書記,你說話要算數!

我當然說話算數。群眾走后,我問縣長師義昌是怎么回事。他搖搖頭說,這個村是武鄉縣西鄉(當地老百姓習慣把武鄉分為東鄉、西鄉兩大塊)最大的村,也是最亂的村。為了這些事,他們還去太原堵過省委大門,最后省委打電話讓縣里派人把他們接回來。一次不行,他們又二進太原,在迎澤大街上打出橫幅標語,堵塞交通長達半個小時。群眾上訪驚動了省委領導,后來出動了武警才平息了事態。省委辦公廳又打電話找到縣委書記,讓縣里主要領導去領人。為此,我們還向省委作了檢查。

我問這個村的支部書記是誰?師縣長說叫石樹堂,這個人過去為村里辦了不少好事,后來被提拔為副鎮長兼村支書,再后來又被提拔為鄉黨委副書記兼村支書。他所領導的支部被評為全縣十大紅旗黨支部,他本人也被評為市勞模、省林業勞模。信義村的變化,石樹堂功不可沒。

但是,由于他經不起成績和榮譽的考驗,漸漸變得不注意工作方式和方法,后來連黨的政策都不顧了。村民們對此十分不滿,雙方的對立情緒越鬧越厲害。

聽完這些介紹,我既為這位村干部的成績感到高興,也為他后來的變化感到惋惜。但功不能抵過,犯了錯就要追究責任。還沒有回到市里,我就通知市委辦公廳,讓一位分管領導到信義村蹲點。

于是,市委副書記常福江去了信義,現場了解問題、解決問題。之后,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武鎮華也去了這個村,與縣里有關領導一起把問題弄清楚。這次市縣聯合調查解決問題用了半個多月時間,使這個村的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最后,縣委常委會決定,石樹堂因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土地承包政策以及亂批宅基地等問題,被撤銷鎮黨委副書記、村黨支部書記職務,還給予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

信義事件從此平息了,但我的心卻久久難以平靜。

黨教導我們要密切聯系群眾,怎樣才能聯系群眾呢?我想,必須加強與群眾的交流,通過真誠對話來解決存在于群眾中的各種問題。與其讓群眾上訪,不如讓干部下訪。于是,市委決定在全市各級開展與群眾的廣泛對話。

從此,長治有了與人民群眾溝通的好形式——對話。

雨中答民問

2000610日,市委召開七屆叁次全委擴大會。這是繼全市經濟工作會議之后的又一次重要會議。會議通過了“貫徹‘叁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決定”,明確了長治今后七年的發展目標和任務。

借這次會議的東風,市委在前一天通過報紙、電視,向全市人民公告,要在市區八一廣場與群眾開展一次對話,歡迎群眾對市委市府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反映困難和問題。

選擇八一廣場就是選擇大多數群眾。這個建于1969年的廣場是長治市民的活動中心,可容納十幾萬人,每到夏季就成了人們休閑娛樂的場所。

對話時間定在當晚八點。不想天公不作美,吃晚飯時,天淅淅瀝瀝下起了小雨,看樣子還沒有停的意思。

望著濃云密布的天空,聽著窗外不停的雨聲,市委辦公廳同志走到我身旁耳語:“對話活動取消吧,或者另定時間也行。”聽他那口氣像是已經決定了,才通知我一下。我說,為什么?他答:“天下雨,不隨人意。”“改天吧!”有個市委常委也在一旁幫腔解釋。

我說,老百姓會不會等我們?工作人員回答:肯定不會!我說,要去看看,如果沒有群眾,我們就取消活動;如果有群眾,我們就不能失信于民。“那就試試吧!”他們好像要和我賭一場輸贏似的,隨我坐上中巴車,同來的有市委常委和市政府的幾位副市長。我說,大家自愿,誰想去誰就去,不要勉強,不要為難。因為我上了車,他們也就都跟來了。

迎著霏霏細雨,我們按規定時間出發了。

來到廣場,我們驚呆了,廣場中心早已站滿了人群。班子里的“老長治”說:“下雨天廣場上能有這么多人,從來沒有見過。”

人們在雨中站著,任雨水澆洗。

此情此景,令我感動不已,渾身一股熱流涌起。老區的人民真好!這也使我想起蘇東坡的那句名言:“上黨從來天下脊。”她不僅挺起了地域之脊,也挺起了民族之脊。有了這樣挺起脊梁的人民,何愁長治不脫貧,何愁人民不富裕,何愁事業不興旺。

有人把幾塊長條木板臨時支起來,搭成對話臺子。我和市委秘書長、副市長等十幾位同志站在上面,這時,雨下大了,有同志為我撐起一把雨傘,我毫不客氣地讓他把傘收起。群眾可以在雨中,我們為什么要與眾不同?

第一個發言者,像個干部模樣,說話客套,有板有眼,提的問題也是官場上常見的套話:“貫徹會議決定,請領導給我們作指示。”一聽這種話,我全沒了興趣。后來我才知道,每次對話的前一兩個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以我讓其他同志去對付,群眾反映問題時,我就主動拿過話筒作答。

這次對話,群眾提的問題不少。歸納起來,主要有投資環境,群眾生活、民營企業發展受阻以及各種收費、醫療服務、房屋拆遷、城市規劃等七類問題。七類問題現場全得到了答復。

其中,市急救中心主任楊軍說:“我們醫院在籌建過程中,市里有些職能部門老是推諉扯皮,好多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影響了急救中心的開業。”隨后,楊軍提出五六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我聽后,當即責成有關部門限期解決急救中心的問題。第二天,市車管所主動上門服務,為急救中心辦理了救護車牌照;計劃部門為急救中心解決了800萬元的配套資金;農行解決了1040萬元貸款;衛生部門解決了醫院的財務結算發票問題;土地部門解決了醫院的土地征辦手續。由于解決了上述問題,理順了醫院體制,引進深圳靈頓公司的1億元投資很快到了位。

還有一個叫李永平的民營企業主說:“我的一個南方朋友聽說咱長治的投資環境很好,就決定來長治投資辦一個裝潢材料市場。但是,人家來了以后看到這里的環境并不像宣傳的那樣好,特別是辦手續很麻煩,遲遲不能開工。現在,人著急了,想撤走資金。”

我說:“創環境是長治市委、市政府的決策,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創下去。現在,長治的投資環境雖然還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我相信,隨著我們不斷努力,長治的投資環境會一天比一天好的!”我當場給他寫了批示,誰敢刁難你,就撤他的職。后來李永平很快就辦完了各種手續,建起了山西省南部地區最大的裝潢材料市場──萬博裝飾城。開業時他邀請我去參加,為了表達對市委的謝意,他決定每年拿出30萬元資助長治100名上不起大學的優秀窮孩子。我表揚他這樣好,我們給能人創環境,你們給窮人多幫助。

經過這次對話的實踐,我們的同志感覺到了人民群眾的可愛。大家膽子壯了,為老百姓辦事的信心更足了。

所以說,共產黨不能怕見群眾。我們多到人民群眾中去,群眾就會對我們多一份親切感、信任感。

沁縣對話治懶:病根在“艱苦沒奮斗”

20001113日,我利用在沁縣下鄉調研的間隙,與市委常務副書記張兵生以及市委常委、軍分區政委張建軍,就大家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與當地群眾舉行了一次對話會。

晚飯過后,縣委、縣政府大院便擠滿了參加對話會的人群。沁縣是有名的貧困縣,大 家關心沁縣的發展,當然不會錯過這樣一個機會。

第一個接過話筒的科委干部問我,沁縣脫貧必須依靠好的項目,但目前上項目、跑資金十分困難,市委市政府用什么辦法解決貧困縣的項目資金問題?

我說,解決錢的來源問題有兩個辦法,傳統的辦法是由政府包辦,從1992年到2001年的10年間,上級撥給沁縣資金共達4億多元。如果把建國以來國家補助沁縣的錢買成玉米,按四行麻袋排起來,能從沁縣排到天安門再排回來。國家給了那么多錢,但沁縣也沒有富起來。所以,要另想辦法。這辦法是到市場上去找。首先要解決觀念問題,不能把發展只當成是政府的事,政府不給錢就不上。如果大家都等政府的錢,很多事情就辦不成,因為政府沒有那么多錢來辦企業。政府是創造環境的,在經濟上要宏觀調控,要把項目交給社會、交給企業、交給群眾辦,政府不能和老百姓搶飯吃,群眾能做的事,政府不要做,政府要辦企業和企業家想辦而又辦不成的事,當然也不排除政府的必要支持。對那些產品有市場、發展前景好的企業,政府要幫助他們克服眼前的困難,幫助不等于包辦。對于好的項目,市里肯定會支持,但更重要的還是要發動群眾參與項目建設,鼓勵農民進城辦項目。沁縣的老百姓人人都要有當企業家的勇氣和信心。

統計局干部陳曉中提問,市里怎樣解決沁縣的財政緊張問題?

我說,近10年上級撥給沁縣財政資金3億多元,按全縣財政供養人員6500人算,人年均補助4660多元,以全縣17萬人口計,人年均近200元。這要感謝社會主義制度。沁縣能發工資,在全省貧困縣里不算太差,但每個干部每月少收入300多元,不是個小問題,縣市領導都要承擔責任。發工資是基本要求,不能足額發放的根源還是經濟發展慢效益差。窮,就要找窮的原因。比如,所有制改革不徹底,不能埋怨老百姓,關鍵是干部的思想不解放;比如,民營經濟在沁縣比例太小,沁縣人代會來自私營企業的代表只有一個人,這就足以說明問題;比如,農業上的千園萬場發展太慢;比如,干部要走分流的道路,自覺從吃稅人變成納稅人;比如,觀念太落后,不離土,不出門。靠要錢要不來好日子,也要不來現代化,各級政府的支持都只能是扶一把,但杯水車薪的支持不能改變落后面貌,沁縣財政還要建立在經濟大發展的基礎上。

縣衛生局干部王志宏說,沁縣的中藥材開發項目是一個脫貧項目,目前存在的問題是發展資金較困難,希望得到政策上的支持。

我說,中藥材種植是一項很具潛力的農業項目,中藥迅速向世界擴張,國外不僅接受了中藥,還希望我們加工成針劑、沖劑,市場前景非常廣闊。中藥種植加工作為特殊行業,要嚴格按國家政策規定辦,需要市里辦的事要馬上辦,需要上級部門辦的事,我們要積極協助辦。

關于錢的提問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細。我說:“我來過沁縣多次,這里發展慢的原因不是條件差,而是人太懶。寧愿苦熬,不肯苦干。艱苦沒奮斗,所以大家把窮日子一代一代往下傳,建國幾十年了,農民住的還是土改前的舊房子,湊合過日子的思想根深蒂固,這是沁縣的病根。一說發展,就講困難,什么地下沒挖的,天上沒抓的,手里沒花的。沁縣沒有煤這是缺憾,但發展是不是一定要靠煤呢?沿海地區沒有煤不照樣發展得很快?日本沒有資源不也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了嗎?沁縣有自己的優勢,比如這里的水好、土好、山好、空氣好。”我開玩笑說,你們的牛吃的是中草藥,喝的是礦泉水,吸的是經過森林過濾的空氣。牧草青青,河水藍藍,這個優勢其他地方都比不了。你們那么多沒事可做的人,怎么不到外面去打工,當保姆呢!說到底是“懶”字作怪。群眾懶是黨員懶造成的,黨員懶是干部懶造成的,一般干部懶是領導干部懶造成的。村懶是因為鄉、縣干部懶,總根還是市干部懶造成的。我有責任,我治懶的責任就是幫助沁縣捉懶、治懶。

我這么一講,大家接受了我的觀點。從那次對話以后,沁縣開始了大規模反懶、捉懶、治懶活動。叁年過后,沁縣人的觀念變了。內蒙大旱,我告訴他們快去買羊,10萬只小尾寒羊落戶沁縣,農民喜出望外。漳源鎮過去沒有一個人外出打工,現在出去了3000多人,僅此一項農民人均增收300多元。

千家萬戶致富,千園萬場發展,治懶初見成效。2002年,沁縣財政收入比1999年增加50%以上,沁縣全縣人均收入比1999年增加402元。

沁源對話堵漏:要害是“勤勞不勇敢!”

2001412日下午,在沁源縣城十字街頭,我應干部群眾邀請,搞了一次對話。話題仍舊離不開一個“錢”字。

有群眾問,為了沁源早日脫貧,上級能否考慮在資金、項目、人才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

我說,沁源能不能富起來,不在于政策傾斜力度,而在于思想觀念。改革開放20多年,沁源依然背著國家級貧困縣的包袱,與周邊的介休市、榆社縣相比,明顯拉大了落后的差距。是何原因?不是資源問題,不是政策問題,而是因為束縛手腳的東西太多,所以窮日子過得漫長。大家要充分認識到沁源豐富的自然資源優勢,看到群眾期盼富裕生活的熱切愿望,干部要扎扎實實深入下去,帶著問題到群眾中去找答案,找辦法,找出路。

城北村農民史天恩對當時沁源整頓煤炭管理感到高興,但也擔心這件事會雷聲大、雨點小。

我說,沁源過去小煤窯多,偷漏稅情況也特別嚴重,新班子調整后,整頓煤炭秩序,一下子關掉229座黑礦,追收逃稅600多萬元。2000年,這個縣產煤260萬噸,只完成稅收3800萬元。2001年,全縣才產煤180萬噸,稅收反而增加到了5800萬元。這個數字就說明了問題。

這時,我念了一段沁源老百姓為縣里的種種漏洞編出的順口溜,他們稱這些漏洞為“九大怪”:國家資源亂開采,干部已故工資在,娃娃上學工資帶,扶貧資金裝口袋,臨時工都在計劃內,百萬森林無人愛,旅游門票重復賣,收費站口撈外快,庸才也把官帽戴。全縣財政供養人員有6000人,僅臨時工就有1200人;9名中小學生已變成國家干部領了工資;11名死人被套領工資1.543萬元。我作結論說:當個老好人不結好果實。有了好人主義,就會助長壞事主意。現在,這些漏洞堵住了,干部群眾都高興。這說明,勤勞不勇敢不行,干部不敢惹人不行。只要干部作風變,人民就能得實惠。我們提倡的工作作風是,干部多深入,人民多收入。反之,干部不深入,人民就少收入。這個收入就是讓農民增收,工人增資,干部增補。利國利民的好事,我們為什么不堅持,為什么不一以貫之呢?

市委建議,沁源縣把變作風,堵漏洞當長期任務抓。全縣財政收入由1999年的3000多萬元增加到2002年的7000多萬元。

平順對話反“要”:為什么“虛心不進步?”

20011112日,恰逢平順廟會,縣城里人流如鯽。在青羊廣場舞臺前舉行的對話會,幾乎把所有的群眾都吸引過來了。盡管已是初冬,寒氣襲人,但對話現場氣氛十分熱烈。群眾圍著我,圈子越來越小。說著說著,集中到錢上。

說到錢,大家就心急火燎,爭先恐后不斷地拉我、拽我,以致把我的衣服都扯破了,扣子也扯丟了一顆。因為我清楚,平順的群眾太苦。他們改善苦日子的辦法,只有一個字:“要”。群眾找干部要,小干部找大干部要,縣干部到市、省甚至到中央部門要。在長治市,我的官最大,他們糾纏我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我耐著性子聽群眾、干部講困難,派出所所長說沒有經費蓋不起辦公房,計委主任說沒有錢上不了項目,交通局干部說村村通公路需要支持,教育局長則說校校改造危房還有不少缺口。

這個窮家難當,市財政的口袋里也沒有多少錢。我啟發大家思考:為什么平順縣不斷到外地學習,可謂十分謙虛,但又為什么進步很慢呢?我告訴大家:辦法是你要自己動手去賺錢,不能靠討吃要飯過日子。如果平順縣的干部只會要,而不會帶領群眾干,脫貧的路就會越走越長、越走越難。我說平順用好“叁色”:老區人民革命傳統的本色,自然生態的綠色,干部帶領群眾創造自己脫貧發展的特色。只要認識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我這樣給大家講,氣氛緩和了。

從對話反映的問題看,最當緊的是叁個派出所辦公場所的建設問題,我們現場辦公決定市里撥款50%,另一半自力更生解決。其他問題,由市里有關部門與縣共同研究,用改革、創新的辦法解決。

我兩年多以前就給平順設計過藍圖,但這里的干部受習慣思維的影響,還是一門心思地“要”。

200297日的《上黨晚報》,以一個半版的篇幅,報道了平順縣多年來養成了伸手要的毛病,凡事都向市里、省里乃至國家要錢。雖然沒有一個部門能夠詳細統計出平順總共要了多少錢,但無論是上級部門還是平順的干部群眾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確實要得不少。

在平順,民間流傳兩種“說法”:一個是,歷年來平順要的錢能用百元大鈔從平順到北京鋪兩行;另一個是,平順要的錢足夠從平順到太原修一條高速公路。

讀了這篇報道后,我當即批示:平順縣委要開展一次“反伸手要,去動手干”的討論活動。

923日,平順縣委書記杜保和就他們反思的結果,給我寫了一封信:

呂書記:

近一個時期全市開展的“反要”大討論,找到了平順“病根”。抓住平順貧困的“癥結”,透視平順,會診平順,對治好“要”病,拔掉“窮”根,是一劑良藥、一副猛藥,平順受益無窮。

一是我們四大班子成員深刻反思了“等慣了,要饞了”的根源和危害,每人找對策、定目標。

二是在縣、鄉、村叁級圍繞“反伸手要,去動手干”,開展“要錢與掙錢”、“依靠與依賴”、“苦熬與苦干”、“輸血與造血”、“機遇與待遇”、“人才與錢財”、“扶持與自立”等系列專題大討論,找問題,查根源,論危害,強責任。

三是針對平順“條件難改、貧困難變”的惰性意識進行剖析,使大家對貧困現狀知羞、知恥、知改。三級干部切實轉變作風,振奮精神,變單一走上頭為走外頭、走下頭并舉。爭取上邊的,貸出銀行的,引來外地的,籌措民間的,盤活閑置的,清回外欠的,加大各類資金的投入,全面實施人才戰略,掛靠戰略,品牌戰略。

四是把來自各種渠道的資金用在刀刃上。我們制定和出臺了審計制、報賬制、公示制、責任追究等制度,對擠占、挪用、截留、貪污、私分各類資金的行為和現象發現一起、曝光一起、查處一起,決不姑息。

五是更新條件觀、市場觀、環境觀,全力發展綠色經濟、礦業經濟、旅游經濟。在工作重點上,集中打好干部轉變作風、扶貧攻堅、村通水泥路、招商引資和財政增收五個硬仗;在結構調整上,培育6個銷售收入超億元的標志性項目,發展10個綠色農業和10個潛力工業項目,通過改制和資產重組、盤活20個停產半停產企業。自逼加壓,自逼奮進。全縣上下人心思變,人心思干。

我們決心以這次大討論為契機,把經濟發展的立足點放在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基點上,做到群眾的精神狀態最好、干部的作風最硬、經濟發展的環境最優,把平順建成全省花椒大縣、山水風光旅游大縣,全市無上訪縣,真正把平順的事情辦好,決不辜負組織的信任和平順人民的期望。

杜保和

2002923

我為平順干部的覺醒高興,你們找到了平順縣為什么“虛心不進步”的根源。說實在的,這種精神上的振作,比給錢或要錢都珍貴。我們希望有外援,更需要有骨氣。黨員就是要挺直腰桿,理直氣壯地帶領群眾干,而不是要。否則,這個手伸到哪一級是個了,伸到什么時候才算個夠呢!我認為保和同志的作風,也是對話對出來的效果。于是我馬上在他的匯報材料上批道:

保和同志的匯報很好,好就好在能正確對待公開批評。現在黨內十分值得注意的一個傾向是好人主義的庸俗作風嚴重。不敢批評,不能在思想上分清是非。近叁年來,我們不但采取具體措施大力帶頭、帶動大家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而且把批評在一定范圍內公開化,開展公開批評和自我批評,取得一定效果。在此基礎上,又在沁縣開展了“捉懶”和在平順縣開展了“反要”活動,進一步推進公開批評。其他各縣,都要實事求是地開展這樣的公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接受通過輿論監督的各項監督,把自己的工作置于人民的批評活動中,進行自逼加壓。

平順縣的“反要”取得成果,200210件實事圓滿完成。縣財政收入增長1000萬元,增幅是歷史上最高的。

長子街頭為村干撐腰

國家干部有很多好處,如果這個地方不能干,他還能想辦法調到別的地方干。農村干部就不行了,他在自己的身上烙了個“農”字,怎么干也脫不開“村”縛。這些人肩挑著中國大多數人的利益,他們沒有多少謀私的條件,只靠覺悟或者良知為老百姓辦事。有的地方窮,村干部不好選,就用抓鬮的辦法,誰抓到誰當干部。有的地方甚至還選不出村黨支部書 記,一缺就是幾年。我們說關心群眾,農村干部就是最優秀的群眾,沒有他們的努力,沒有他們的默默奉獻,我不敢想像會有什么樣的結果!

20015月,我騎自行車下鄉,走到長治縣北郭村,見有一家人還在田里播種谷子。我從田間路過,問其中的長者:“你覺得農村的關鍵問題在哪里?”老人說:“干部難當,村里不本分的人多,經常鬧事,找干部的麻煩。”隨行的同志怕他替干部說情,問他:“你當過干部?”老人說:“我一輩子是個莊稼漢,我是看干部太可憐。”我聽懂了他的話。我父親當過村干部,農村工作得罪人多。

父親在外惹了人,母親就把家里雞下的蛋拿去賠情,求人家諒解。

中午時分,我們在群眾家吃飯,卸任的老支書來找我,想說說農村干部的苦情。這位干了21年農村工作的老支書,由于身體原因,去年主動讓賢。村里的變化,老百姓都說是老支書干出來的。

他說:“我得為村官說句公道話。如今是商品社會,一些人為了雞毛蒜皮的一點小事,動輒就要干部賠錢,凡事都用錢說話。花錢總得有個原則,有個說法吧。干部能有多少錢?他總不能老拿自己家的錢辦大家的事吧。呂書記,你也要大力支持那些好干部!”

我明白了,這位老支書的言外之意,是我們對村干部嚴格要求多,但支持力度還不夠。他又說:“村干部在鄉里挨罵,回村里受氣,到家里老婆埋怨,真叫難哪!市委要給村干部說句公道話。”

我聽這位老支書說話,就像學生聽老師講課,也像下級聽上級指示。什么叫指示?上級布置的任務叫指示,老百姓需要我們解決的突出問題也是指示──人民群眾的指示。我們不能只執行上級的指示,而不管老百姓給我們做出的指示。“大力支持好村干部”,“給村干部說句公道話”,這就是老百姓的指示,我們必須聽從。否則我們就是老百姓說的那種人,上身穿棉襖,下身穿褲頭──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

在長子縣騎車走了很多村,群眾說冷存蔬菜賣價好,聽說固益村正在蓋冷庫,我騎車前往。在那里,河南來的“包工”介紹說,冷庫投資者是這個村的原任支書,叫申貴堂。他本來干部當得挺好,為群眾辦了很多事,村里變化也特別大,但因為工作認真得罪了不少人,村黨支部換屆時,他干脆辭職不干了。自己投資蓋冷庫,主要是解決當地人儲菜問題,也為了讓群眾多賺幾個季節差價的錢。

他建的冷庫下邊儲蔬菜,上面是賓館。

在工地轉了一圈,“包工”把我領進工棚休息。工棚低矮、簡陋,我盡量彎身側腰,還是沾了一頭草。我坐在只有草沒有被褥的床上,“包工”從漂著灰塵雜物的水缸里舀了一碗水,遞給我,我接過碗把水喝了。他望了我好半天,然后笑著說:你怎么和村支書申貴堂一樣?我也笑著回答他,25年前,我也是個村支書。

“包工”話題一轉,又說這個原任村支書了不起,自己下了臺還不忘大伙的事兒。我們同情他,也只在這里掙個飯錢就行。我和他細算這項工程投資所需,土建六七十萬元,設備100多萬元,全部下來要200多萬元。我問,他有那么多錢?包工說,錢都是借來的,這不,他又去跑貸款的事了。

從官場到市場,這個決心下得不容易。過去在農村工作中做出過貢獻的同志,我們都不要忘了他們,要多為他們創造條件,支持他們大膽地往前闖,現在干和過去干,都是為群眾做表率,帶好頭。

在潞城市東天貢村,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我推車進了村黨支部副書記老甄家的大門。他們正吃著飯,我向老甄要了一碗面。這位副書記見我十分隨意,便和我說起集體的事。村里沒有企業,上面卻強行攤派工商稅,他們只好把僅有的一點提留款用來買稅,剩下的錢給老人們發點補助。村干部一年工資千把元,幾年沒發了。他說苦點、累點、緊點都無所謂。本來群眾工作就難做,上面再無端增加負擔,這工作就更難了。

他說的現象,我早有耳聞。1999年,全市財政收入達億元的潞城、襄垣和長治縣,均有買稅和浮夸現象,再加上沁源縣、沁縣等地的虛假現象,全市虛報財政收入超過數千萬元。沒想到過去的傳言在東天貢村得到證實。我通知潞城市立即取消對東天貢村攤派的工商稅,再次要求全市分叁年解決農村買稅現象和財政浮夸問題。直至2002年,襄垣縣仍有幾個鄉鎮為消化浮夸而在負增長。

騎車來到長子縣城后,在街頭與群眾進行了對話。

我把在農村調查的問題,歸納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干部中既存在著“不公開、不發展和不文明”問題,群眾中也存在“鬧宗派、鬧私利、鬧干部”現象。農村要同時解決“叁不問題”和“叁鬧現象”。“三不”固然可怕,但“三鬧”危害也不小。

我為農村干部大聲疾呼,群眾是農民,干部也是農民,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兩條,一條是干部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另一條是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這是當前農村工作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要解決“不公開、不發展、不文明”的問題,也要警惕“鬧宗派、鬧私利、鬧干部”的現象。不能因為枝節小事糾纏不休,不要認為只要是群眾就什么都對,群眾也要講大多數,不能因為一個人的利益鬧掉了一群人的利益。

農村干部也有一個學習、提高的過程,當然違法腐敗另當別論。農村干部讀的書少,經的事少,缺少經驗,但他們熱情高,對黨有樸素的感情,我們各級黨政干部要幫助、理解農村干部,關心和支持農村干部。千萬,千萬,要善待他們!

電臺接受提問

大規模的對話活動之后,群眾覺得還不過癮。2002年元旦,我們在長治人民廣播電臺用現代傳播手段開展了熱線對話活動。

每天早晨735分,準時有一位市直單位的一把手在廣播電臺與群眾對話交談,群眾提 問題,干部解答。

從每個月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像值班表一樣排列著各個單位一把手的名字。十個月來,沒有一個人缺席。每位領導同志都為熱線對話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們顧不上吃飯,早早地來到電臺。有的單位為了不辜負難得的通話機會,使回答問題更加準確、全面,還帶來了有關科室的工作人員,使熱線對話收到了良好效果。電話的另一端時常傳來“我很滿意!”“非常感謝!”等興奮的話語,在直播室的領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熱線電話每天都很忙,兩部電話此起彼伏,響個不停。

晉東南師專賈曉宏反映,學生貸款上學積極性很高,問銀行有何措施,望盡快把貸款落實到學生手中。

下南街小學一位教師建議,我市文藝界應該把反映我市干部“叁深”、“轉變作風”等優秀文藝作品在春節期間推向街頭。

平順縣一位聽眾反映,太行水鄉旅游區收不到傳呼信號。

有的反映煤氣炒不起菜,有的反映下水道不通。直到節目結束后,仍有相當一部分電話打進來,參與對話的領導只好用電話單獨回答。房管局局長和書堂說,群眾的事情再小,對我們領導干部來說也是大事。

市民政局局長賈先鳳在同群眾對話時,一位聽眾打進電話告訴她,太行太岳烈士陵園里新立的武士敏將軍的墓碑碑文用字不規范,簡化字、繁體字混用,還有錯別字,有礙我市形象。賈先鳳局長向這位聽眾連聲說“謝謝……”當天上午,她就帶著民政局的有關同志到烈士陵園調查解決,并對所有的碑文都進行了檢查。

郊區張村退伍軍人曹巖文反映優屬政策兌現問題,民政局很快深入調查,村里保證在春節前兌現。

元月25日,市國稅局局長史愛生進行熱線對話,一位姓宋的經營戶反映城區國稅局辦事效率低,領發票要等近叁個小時。史愛生對此高度重視,當天上午組織召開干部職工大會,學文件、找差距、定措施,全方位整改。

有聽眾打電話反映,淮海副食品市場缺斤少兩問題嚴重,希望質監局能查一查。第二天市質監局20多名執法人員到現場檢查,發現聽眾反映屬實,現場沒收了不合格的器具,并對其進行罰款處理。

元月一日首播時,接到的第一個電話是反映英雄臺一帶的治安問題。市公安局在一周內部署警力,增設便衣,加強了這里的治安管理。

每一位參與熱線對話的領導同志來時帶著滿腔熱情,走時帶著群眾的期盼和沉甸甸的責任。

這項由市紀委、宣傳部等部門主辦的活動在群眾中產生積極影響,我鼓勵紀委書記曹燎原同志把這件事繼續辦好,我們市四套班子領導也可以去參加,只要能讓群眾滿意,什么樣的形式我們都可以嘗試,并通過實踐完善提高。在長治就必須有這樣的勇氣,人民需要的,就是干部必須要努力做到的!

不敢對話者不配當官

對話,是我和班子集體在長治的一種新嘗試。開始時部分干部有懼怕心理,也有些人認為是“表面文章”、“形式主義”。但我認為,這是密切聯系群眾的有效方式,坦誠換取理解,溝通消除距離。我們的干部如果都能走近群眾心貼心,解決問題面對面,有什么不好呢?對話本來就是一種交流,通過交流才能加強聯系。

長期以來,我們一些干部躲避群眾,回避矛盾,與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通過對話,有效克服了這種現象。當然,方式還有多種,比如座談會、懇談會、聊天會、交流會,等等,也都是與群眾溝通的良好方式。

通過這種方式解決問題,對群眾來說方便了;對干部來說,在辦公室和廣場跟群眾對話有實質性的不同。在機關條件好,坐著談舒服。面對一個人兩個人可長談,可短談,輕松愉快,沒有壓力,還要經過一定程序。在廣場上,有時日曬,有時雨淋,有時被群眾包圍。在長子縣和群眾對話,我站了將近四個小時,后來腿酸得不能動,感覺吃了很大苦頭。但干部吃苦后就能感覺到群眾的苦,群眾體會到干部吃苦就會受感動。這一點是坐在辦公室里感受不到的。

每次對話會結束,臨走時群眾還有那么多的問題要問,我就感到擔子很重,感到好多問題還沒有解決。不像辦公室接待一樣,接待了一個人就覺得今天的任務完成了。對話會不一樣,即便接待了10個人,我也覺得心里沉甸甸的,因為還有許多人因為時間限制沒來得及說話,有所失望。這種經歷多了以后,就可以變成一種感情,變成一種愧情,變成一種壓力,最終變成一種動力。

長治市的對話活動,每次都要提前在報紙、電視、電臺或海報上發出公告,并選擇在最繁華、熱鬧的地方進行。全市每個系統至少一個月內要進行一次對話活動。有的問題當場解決。當場解決不了的逐步解決,但要把時間表告訴群眾。對于那些“小孩沒娘,說起來話長”的問題,盡管錯綜復雜,甚至連當事人都找不到,我們也要想盡辦法給群眾個交待。

事實上,對話是受廣大人民群眾歡迎的。在這兩年多的時間里,我曾在市、縣、鄉、村以及機關、學校參加了20多次對話。無論我走到哪里,都被群眾圍個水泄不通。到200210月,長治市直機關的45個單位先后在八一廣場與群眾開展兩輪以上的對話,180余名副處以上干部參加了對話活動,共接待群眾2萬多人次,接受群眾提出的各種意見和建議2980條,當場解答群眾提問273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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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輿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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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要得罪人

20002月,《長治日報》第一次刊發批評稿件,到200210月已經累計開展監督1935次。有人推算這個頻率,長治已經揭露各種問題2000多個。其實,除了市報,我們還有電視臺、電臺、有線廣播電視臺以及《長治日報》的子報《上黨晚報》,五家媒體加在一起,長治就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輿論攻勢,使得一個個突出問題被揭露,一件件民憂民慮被解除。

長治日報社的同志整理出一份關于我對報紙的批示,零零總總,總計381條。如果再算上給長治其他媒體的批示意見,共有597條。按我到長治上任至200210月底的991天計算,不到一天半就有一個批示。這個精確計算,可能是同志們對量的關注結果。我覺得,大部分工作是班子里同志們,特別是分管宣傳工作的副書記尚平安(后調到晉城市)和副書記盧曉中、宣傳部長史耀清,大家齊心協力才形成全黨辦報的合力優勢。

在《長治日報》當過20年編輯記者的一位同志告訴我過去的報紙是個啥樣子。

就輿論監督而言,10年前《長治日報》有一個批評欄目,名為《讀者來信》。其內容叁分之二是表揚好人好事,叁分之一為批評稿件。監督的內容和對象多是些服務態度問題,攢破天,壯足膽,也只敢不指名道姓地批評一些賣假藥、或者小偷小摸的“兒科”小事。就是這樣不痛不癢的批評也常常遭致攻擊,被告上法庭,甚至還有市領導的批評指責。

后來,《讀者來信》逐漸被改版,從一周一個版改為半個版,從半個版改為四分之一版,不管怎么改還是找不到批評問題的稿子,就連來函照登的勇氣也被削平了。再后來,《讀者來信》欄目干脆取消,這樣就徹底“免生是非”了。

報社有個群眾工作部,過去負責讀者來信,偶而轉一點群眾信件,但也從來不問結果如何。再往后,群工部就成了報社的行政科室,負責登記來稿,分寄稿費,不聞不問群眾的事情了。

我到長治工作第二天就找來報社總編輯,講了我對辦報的指導思想:群眾靠前,領導靠后;市場靠前,官場靠后;多報道基層一線,少寫會議活動。關于我的報道一般不上一版,重要活動也不占頭條。二版、叁版也行,四版或者中縫都可以。所以,我在長治叁年,除了黨代會、市委擴大會和一年一次的經濟工作會,基本沒有發過關于我的頭版頭條。

我的辦報觀是把版面讓給基層,還給人民。重要的還是要督促去反映群眾呼聲。我找來報社的王占禹、弓德旺同志,商量辦了兩個欄目,日報叫《望哨》,晚報叫《啄木鳥》,旨在揭擺群眾中的問題,根除官場上的積弊。

這次談話表明我的態度。一周過去,我沒有看到一篇批評的文章。又過了一周還沒有反映問題的報道。我再把總編找來問話,他哈哈一笑:“呂書記,你要真批評,我們還沒有稿源呢!”沒有稿源,我給你提供。剛上任時,群眾來信特別多,我每天從中選幾份有代表性的送報社轉發。

稿源問題解決了,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

只要點名批評過的人,都來找我,我問他們為什么不去報社解釋?來人說報社的人說是你讓批評我的。原來,他們把矛盾都推到了我這里。我不怕人記恨,而我痛恨那些對群眾沒有感情的人。

之后,我堅持批轉稿件,批示報紙,堅持要得罪人,這個麻煩我自己挑著,不讓下面的同志替我分擔。新聞媒體拿起矛的前提,是我自己必須當盾牌。因為不這樣,他們頂不住反攻過來的力量。我自己甘當盾牌,報紙也就越戰越勇。因此,他們也直言不諱,有什么樣的書記,才會有什么樣的報紙。全國各地媒體介紹長治做法時,也就有了“人治”的說法,而我的說法是加強黨對報紙的領導。

2000415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對沁源縣新華書店強搭書本加重學生負擔的問題曝了光,《長治日報》以《誠懇接受輿論監督,切實減輕學生負擔》為題報道了市委對待這一問題的態度。然而,僅僅“誠懇接受”是不夠的,必須要“熱情歡迎”,我在當天報紙上作了明確批示:“‘誠懇接受’應為‘熱情歡迎’。這四個字的改動,體現了一個指導思想。市委、市政府不是害怕,也不是誠懇,而是熱情,你們以市委、市政府名義寫一封公竣推動工作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秦和平:從反面典型到正面典型

2000412日,與往常一樣我5點鐘起床后,看當天的報紙。《長治日報·晚報版》一條醒目的新聞稿映入我的眼簾:

賭桌上捉住了鄉黨委書記

本報訊200033日下午2時許,壺關縣公安局“110”電話接到一舉報,報稱“壺關縣城南小區有人賭博,要求派員查抄”。公安機關接報后,迅速組織力量驅車趕赴城南小區,干警分頭逐戶觀察,終在一家門外聽到有賭博的聲音,在判斷準確的情況下,干警推門而入,將正在參與賭博的四人當場抓獲,查抄了賭場,收繳了大量賭資。后經審查,其中一名參賭者竟然是常行鄉黨委書記秦和平。他在光天化日之下,伙同礦長牛國姣、秦書進、牛福旺聚賭。公安機關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處罰條例》,分別給予秦和平等人罰款1500元的處罰。

(本報通訊員)

這篇報道所反映的是干部隊伍中存在的一個極為突出的普遍問題,可以起到警示全體干部的作用。

我在報紙上作出批示:“抓住反面典型,一追到底,全市討論秦和平,問人民群眾怎么處理這個鄉書記。”

第二天的《長治日報》頭版刊載了冠以通欄標題《對這樣的干部怎么辦》的《這哪像個共產黨員》《農民最恨這樣的“官”》《老百姓真不放心》叁篇討論文章,旗幟鮮明地指責了秦和平和干部隊伍中存在的違法亂紀行為。

第三天,討論仍在繼續。

一個讀者寫道:“這種行為是違法的,這樣的‘賭官’做帶頭人會把一個鄉帶成什么樣?”

一位小學老師這樣寫道:“每個黨員干部都應該廉潔奉公,勤政為民,要用自己的行動回答‘當官為什么?’、‘用權干什么?’、‘工作圖什么?’。”

還有位讀者寫道:“這樣的村干部、鄉干部,又何止一個常行鄉,又何止一個秦和平?像這樣連自己都‘領導’不了的鄉黨委書記,如何帶領群眾奔小康?”

市紀委及相關部門聞風而動。417日,壺關縣召開常委會,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規定,給予秦和平撤銷常行鄉黨委書記職務處分,并給予了行政降級處分。

《長治日報》為此再發表叁篇文章:《這樣的干部早該撤》《他讓群眾灰心》《絕不允許損害黨的形象》。市紀委還就此開展了一場黨風黨紀、思想作風和干部紀律的大檢查。

疾風暴雨過后,我惟恐被處分的干部承受不了這種壓力,于是找來秦和平,與他進行了一次長談。教育他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正確對待大家的批評,振作起來繼續為黨工作。秦和平因一場賭博竟然斷送了自己的前程,也因一次處分,有了新的覺醒。

痛定思痛,秦和平向我表示,只要還是黨員,就會為黨爭光。他向縣委提出請求,要到全縣最落后的一個農村去,用自己的行動洗掉身上的污垢。縣委答應他的請求。

4月下旬,秦和平騎著自行車,帶著鋪蓋卷,沿著崎嶇的山路,來到黃山鄉南河村上任黨支部書記。

這個村已經叁年沒有村支書了,由一位非黨群眾管理村子,因此成了壺關縣最落后的村莊之一。

一進村委大院,秦和平就遇到了一件麻煩事。只見村委院里橫放著一口裝著死人的棺材,村干部都嚇得辭職不干了,而死者家屬依然大哭大鬧。

秦和平支住自行車,急忙問是怎么回事?原來,村里一座煤礦發生事故,砸死本村一個礦工。礦主躲著不見蹤影,事故無人處理,死者家屬就把棺材抬進了村委,要求村干部解決問題。

為了不給群眾添任何麻煩,秦和平選擇了一個破廟住下來,白天在廟里自己做飯吃,夜里點油燈熬通宵。他與群眾見面,以開大會的形式,在會上,秦和平坦誠地說,我是一名犯過錯誤的干部,不瞞大家,是因為賭博被撤了職的干部。見秦和平說話實在,群眾聽得真切。

他又說,鄉親們如果信得過我,咱們一起把村子搞好,讓大家挺直腰桿走路。

首先要處理死人的事,秦和平不能讓村委院里老放口棺材。他通過黃山鄉領導和派出所的同志把煤礦礦長找回來,詳細了解了事故原委,嚴厲地告訴礦主應負什么責任。如果不盡快處理,要承擔法律責任。

這位礦長不服秦和平管,說:“你一個下臺干部少拿法律帽子唬人。”秦和平在這件事情上理直氣壯:“我的問題歸縣委管,你的問題歸我管,這件事我要管到底。”鄉干部和派出所干警也批評礦主的態度,在干部和群眾的指責下,他乖乖地接受了調解。第二天,他主動來到死者家里,賠禮道歉,補償了經濟損失。一場糾紛得以平息下來。

南河村的落后,遠遠超出了秦和平的想像。由于村黨組織癱瘓,大事小事都無人管。南河村成了當地有名的“叁不”特區:十年不交農業稅,不執行計劃生育法規,不交集體提留。土地承包,隨心所欲,想換就換,想種就種,不種就荒。

面對一樁樁“老大難”問題,秦和平首先恢復了基層組織,然后又理順村級班子,選舉產生了新的村委會,使各項工作走向正軌。

在南河村,秦和平用很短時間整頓了村財務,并修路、護林,抓計劃生育,還讓孩子們搬出危房,住進了新學校。南河村變了樣子。

聽了秦和平的故事,我打心里高興。我讓縣里主要領導到這個村調查,與當地村民座談,老百姓夸秦和平是位好干部。“要不是秦書記工作吃苦,南河村不知要亂到什么時候。”“秦書記早起給黨員上黨課,組織干部掃街道。”老百姓說,“看見秦書記就想起了當年的八路軍。”縣委把群眾表揚的話告訴了秦和平,他笑笑說,還不是黨組織逼的!

壞事變成了好事。我為和平同志高興,更為黨內有這樣一批正確對待批評,勇于改過的好同志而欣慰。

給改正錯誤的機會,也要給重新挑擔子的權利。我和市紀委曹燎原書記、縣委領導商量,要讓犯了錯誤而有立功表現的好同志發揮更大作用。在壺關縣委常委擴大會上,我仔細聽取了村民們對秦和平同志的評價。

之后,秦和平主持了一段黃山鄉黨委工作。期間,他帶領群眾建設“引水解困工程”,使15個村都通上了自來水,兩年沒有完成的農業稅,當年就超額完成了27.13萬元;幾個長期得不到治理的小村子也得到了治理。

秦和平在黃山鄉期間,我又見過他。他說:“批評是一筆財富。如果不是市委領導對我的批評教育,我可能至今還認識不到賭博的危害,更不會自覺重新認真地學習《黨章》,學習‘準則’,特別是江總書記‘叁個代表’重要思想。領導的批評,使我真正知道了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怎么做,真正領會到了人民利益關乎一切的內在含義。今后,無論走到哪里,我都會一門心思為群眾辦實事。”時間不長,壺關縣委把他安排到壺關縣交警隊當指導員。在新的崗位,他自覺抵制歪風邪氣,一身正氣抓工作,過往司機不時給他送錦旗。我倆因為監督和被監督結為好朋友,感情變得更深、更真、更近了。

禁賭碑的來歷

2002年春節前夕,一塊旨在警示世人、宣傳禁賭的“禁賭碑”亮相長治街頭。豎立在市公安局大門北側的一紅一黑兩塊石碑不斷地提醒人們匡正祛邪。

長治過去賭博成風,曾有人夸張地描述“十個人中八個賭,還有兩個在跳舞。”賭博 ,變成了一種交際手段。也有人建議我不要老下基層查崗,要求太嚴格會脫離群眾,到基層和大家打會兒撲克、賭兩把,這樣更能聯系群眾。我當然不能去迎合這種低級趣味。我反對賭博,尤其反對干部染上這種壞習氣。所以,我們抓了幾個參與賭博的干部,處分了有此嗜好的一批人。

2000531日凌晨,襄垣縣城關鎮派出所巡邏隊在巡邏時,發現一個行跡可疑的人,便上前盤問。不料此人立即慌了神,奪路而逃。巡邏隊員追上前去,將其抓獲,從其身上搜出撬棍等作案工具以及盜竊的錢財。經突擊審問,被抓獲的盜竊犯罪嫌疑人竟是這個縣王橋鎮副鎮長郝志巖。

據其交代,他曾先后5次到縣新華書店、運管所、糧庫、糧食局、土地局等單位,撬門鑿墻,入室盜竊,共竊得現金8萬多元。巡邏隊員問他:身為一個鎮干部,為什么行竊?他直言道來,賭博輸了錢欠下債,只好出此下策,誤入歧途。

巡邏隊員順藤摸瓜,在襄垣挖出一個賭博團伙。參與這一團伙賭博的共計17人,其中有副科級以上干部7人,有的還是鄉鎮書記、鄉鎮長。

郝志巖盜竊案大白天下。然而半個多月過去了,卻遲遲沒有作出處理,7名參與賭博的鄉鎮干部依然沒有受到追究。

當地群眾聯名致信《長治日報》,責問誰在庇護他們?希望報紙能公開曝光。

2000625日,《長治日報》以《牽出一串處理慢,是誰在當“保護傘”》為題,刊登了襄垣群眾來信。我看到報道后,立即作出批示:嚴肅查處,決不姑息!

當晚,襄垣縣委召開常委會,對參與賭博的黨員領導干部進行了嚴肅處理。

市委有關部門向全市通報了處理結果,責令襄垣縣委、縣政府作出深刻檢查,決定摘掉和撤銷1999年授予襄垣縣王橋鎮、城關鎮的“先進基層黨組織”、“市級精神文明先進集體”榮譽稱號;襄垣縣紀委追究王橋鎮黨委書記領導責任,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處以罰款;決定撤銷縣委、縣政府有關領導1999年度“先進工作者”光榮稱號,并收回所得獎金。

同時,市紀委、監委為剎賭風、正黨風,從嚴執紀,對拒不申報、頂風違紀參與賭博的黨員、國家工作人員作出處理通報,并強調,黨員干部若有繼續頂風參賭行為,一經發現,要堅決查處。

襄垣賭博案再一次給全市廣大干部敲響了警鐘。

饒有意味的是,2001年,襄垣縣開挖“開元大街”路基時,出土了一塊清代禁賭碑,其上記載著清咸豐九年(公元1859)地方百姓禁賭公約,深刻剖析了賭博的嚴重危害,積極倡導人民群眾挽回村俗,扶振頹風,并定出了具體的處罰措施。

我得知后,認為這個碑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建議有關部門將此碑豎立在市公安局門前,以促進全市各級黨員干部潔身自好,遠離賭博不正之風。此后,市公安局在有關部門的協助下,于這年春節前夕正式完成了重豎工作。

刻寫著“嚴禁賭博”四個大字的黑色禁賭碑上詳細記載了咸豐九年六月二十日,合社碑首、鄉約、甲長、社首同立此碑禁止賭博的內容:

立善莫先于除弊,除弊莫先于禁賭,賭之害甚矣哉,以故人生有四,各居其業,自有賭博,一入其途,廢時荒業,蕩家破產,敗壞名節,喪失品行。有昧之終身而不悟,及于老死,罔覺害其一身,良民而上圈套,禍延后世,引子弟而入歧途,甚至放僻邪恥,草竊奸宄,種種不善難以盡述。今合社公議:挽回村俗,扶振頹風,自禁之后,倘有前轍,窩藏賭博,一經查明聚賭者罰錢十千(一萬),為賭者罰錢五千,取賭聚以首者給錢二千,如不遵社規,稟官究治。社內言出規隨,勿得侮慢自欺,恐后人心有怠,故勒諸石以志之云爾。

僅有舊時的禁賭碑還不夠,我建議由市委宣傳部牽頭,組織文化工作者精心撰寫了重置禁賭碑記。

這塊碑記是紅色的,象征我們禁賭的決心,上寫:

賭之為害,由來已久,朝代更替,此風不絕。幸我黨領導人民創建新中國,摧枯拉朽,使賭博幾近絕跡。豈料國門乍開,邪風乘虛,囊中稍盈,便有人行娛愜樂,遂致宵小,死灰復燃,聚賭成業。黨和政府,早恤民意,察及秋毫從嚴整治。近年來,我市查賭立案四千余起,處罰賭徒,萬七千人,中有涉刑案件十二起,抓獲罪嫌七十叁人。尤從去年(2000)以來,市委市府,重施針砭。依法依律,嚴治有加:黨員涉賭,留察開除;為官涉賭,撤銷職務;公眾參賭,罰款叁千;情節嚴重,移送法辦;舉首者,給予獎勵。封建社會,百姓尚能義舉禁賭,況今日法制社會乎?是以將古碑重置,曉喻世人,同心同德,根絕公害。

禁賭碑豎起之后,觀者如云。我們又在城市的重要地段豎起了“毀林改過碑”,在市區八一廣場豎起“文明誓詞碑”。立碑警示我們的執政者,時刻不忘自己的責任,事事不忘人民的囑托,處處在提醒我們當好人民的公仆。

點名批評副市長

這是《上黨晚報》記者李慧良采寫的一篇關于農村教育問題的報道,發表于2001319日的《上黨晚報》:

教師僅有小學文化;27名學生流失了20

山后河學校誤人子弟

壺關縣店上鎮山后河村小學,原有27名學生。由于長期沒有教師,學生們有的輟學,有的在外借讀。20013月初,村委聘請了一位僅有小學文化的老師。如今,學校里共有7名學生,且還有2名沒有新課本。

320日下午4時許,記者在該村街頭一群聊天婦女中找到這位代課老師。記者驚詫地問:“你們下午幾點上課?”老師回答:“兩點半。”在老師的陪同下,記者來到了與村委會同處一院的學校。

學校沒有大門,只有一個大豁口供人進出。西北角和西南角的院墻也倒塌了一大塊。教室里,7名學生正在寫作業。經老師介紹,這7名學生中,一年級2名,二、叁年級各1名,四年級3名。一年級和四年級的兩個學生,至今沒有新課本。女老師說,自己也只上了5年學。10多年前,她曾在娘家所在的村代過課,來到山后河村就沒有再代課。半個月前才接上這個工作。

說到缺書的情況,隨同進來的家長們說:去年,孩子們都在幾里以外的山后村上學,放假時還預交了書費。等到一開學,卻沒有他們的書,書費也被退了回來。家長們只好到壺關縣城和長治市區尋找,就是這樣,仍有兩個學生缺書。記者看到,一年級缺書的學生,借到的是幾年前的課本。書中內容與新書已有很大不同;而四年級缺書的同學也是借的舊書,父母親每晚都要借來同學的書給他對上半天,把不一樣的內容改過來。

該村外出打工人員很多,許多人是邊打工邊帶著上學的孩子在外居住。據一位家長說,他的孩子在淮海小學借讀,每學期僅借讀費就得300元。而在淮海小學借讀的學生,光他們村就有5名。還有一個該上五年級的學生,因為沒有書,不能到外村上學(該村僅有一至四年級),只好輟學在家。前些年,該村也有過水平較高的老師,但由于工資長期不能按時兌現,有的直接向學生收錢,有的收到雜費和書本費后一去不返。

比小學校問題更引起人們關注的,是我發表在331日《長治日報》上給秦來英副市長的公開信:

秦來英副市長:

貫徹西溝會議(市委中心組理論學習會,提出干部變作風,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人心),沒聽說教育蹲點。你要帶頭、帶動、帶領!那就由你立即帶上教委全部人馬,進駐壺關縣店上鎮山后河村,蹲點“叁深”七天。6點起床講黨課七天,查明此村發生此種嚴重問題的根源何在?責任人是誰?怎么處理?市政府如何采取果斷措施,在全市范圍內解決類似嚴重問題?

教育系統又是如何貫徹西溝會議精神的?該村“教師僅有小學文化;27名學生流失了20名”的嚴重問題,我卻看不到任何一級黨組織和政府的報告,可見“叁深”差距有多么大!

我感謝《啄木鳥》李慧良同志的文章,否則,這20名農民的后代可能成為文盲和科盲。工作要扎實,要落實。我們不是經常開教育工作會么?可是在山后河,這一切等于零,“春風不度玉門關”變成了“落實不到山后河”。

呂日周

2001328日晚

信件一經發表便產生巨大反響。但我覺得有些異常。

山后河的孩子上不了學,可能被大家認為是件正常事,而點名批評副市長倒成了一件不正常的事。有人對我說,這件事有點小題大做了,學生輟學現象在山西,在長治實在是太多了,犯不上得罪高官同事。也有人說:“可以換一種方式來處理,打電話也能辦事,讓秘書傳達一下也會起作用。”我之所以選擇在黨報上公開發表信件來解決這件事,是要提醒長治的干部時刻關注民情民意,不要對人民的疾苦麻木不仁,勿以善小而不為。

這是我抓教育的特殊做法。一把手到了位,其他分管同志才好到位。表面上看,我好像刺了他們一下,實際上,我是送給來英同志一把尚方寶劍。來英同志工作任勞任怨,兢兢業業。她多次對我訴說苦衷:抓好教育是全社會的事,有的地方黨建出了問題,社會治安出了問題,我怎么抓學校?

公開信見報后,來英同志立即帶領市教委30多名同志奔赴山后河村。當晚,她把群眾代表找來座談,了解村上的情況。問題比她想像的要嚴重得多。

來英同志到山后河的第二天,我也去了。同去的還有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溫福亮。從壺關縣城出發,在山區土路上走了近一個小時。坎坷顛簸,費了很大勁,我們才找到這個后來聞名全國的小村莊。

山后河被一條深溝隔開,來英同志晚上開完會,打著手電回住處,看不清路,她就蹲到地上爬著前行,深一腳、淺一腳摸黑到了老鄉家。第二天早上重走這條路時,她還真有些后怕。于是,她想辦法找人幫助村里修路。村外有個大壩,年久失修,每到雨季,洪水沖走老百姓的莊稼,她又找人要了3萬元,幫助村里重修大壩。

山后河的問題不都是可以用錢解決了的。村里原任黨支書因拐賣人口被抓在押,黨員七年沒過組織生活。如此問題成堆的地方,小學校問題還不算村上的最突出問題。有問題就要解決,不管是否屬于分管范圍,秦來英同志都積極主動地一件一件去處理。

早晨六點,她集中黨員上黨課,夜里討論村上問題至深夜。身臨其境,我也覺得這件事有點難為這位女同志。但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更何況我們是領導干部,更要比一般同志多辛苦,才能換來人民的少吃苦。

來英同志從解決農村基層組織問題入手,小學校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學校很快有了教師,學生返回了教室。有關責任人也受到了責任追究。

一個星期與群眾同吃、同住、同生活,老百姓和秦副市長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又是一年過去,2002年春節過后,四套班子領導再次到西溝村召開中心組學習會,秦來英同志感觸頗深地談起了山后河感想:

說實話,本來我心里有些怨氣,認為呂書記不直接把批示轉給我,卻發表在報紙上,我的腦子一時轉不過彎來。但到村里和村民接觸,群眾反映了村里許多令人震驚的問題,怨氣就消了。而且給我的感覺是,不但應該來蹲點,而且來得太遲了!

山后河的群眾真好,我離開村子時,大爺大嬸們給我的行李袋里塞雞蛋、裝山貨,全村人把我送出村口,我再回頭時,房東大娘還在那里擦眼淚。

老鄉們聽說我二次去山后河,我在車上就看到村里不少人在村口路旁等我,我接受群眾的這般禮遇,和我當初的思想情緒比起來,心里愧疚。這件事,我感謝市委為我上了一堂極其深刻的群眾路線課,使我從靈魂深處懂得了“人民”兩字的深刻含義。

隨后,來英同志把在山后河村蹲點的感受寫成一篇文章,發表在《長治日報》上:《“叁深”是改進作風的最好方法》。

我同市教委的一班人進駐山后河村,通過住農家、訪農戶、問學事、察民情、解民憂,使山后河村學校的問題很快得到了圓滿解決。在這次調研的前前后后,我一直在思考著叁個問題:一是為什么會出現“山后河現象”?二是為什么這次調研取得了很好效果?叁是怎么樣才能杜絕類似情況發生,切實推動我市教育事

業的快速發展?通過這次調研和調研后的思考,對這些問題找到了新的答案。

“山后河現象”向我們警示:干部的作風不徹底轉變,工作中的問題就得不到徹底解決。

山后河調研給我們的啟示:只要堅持“叁深”、“叁帶”,就能使工作落到實處。

讀了來英同志的文章,我感到欣慰,提筆又向全市各級干部寫了一封公開信:

秦來英同志的文章寫得好!好就好在通過和人民的深入接觸,發生了立場、觀點、方法和感情的變化,加深了對“叁個代表”的理解,從面上解決點上暴露出來的屬于自己責任內的各種問題。這是市級領導帶頭轉變作風的良好開端。

基層發生的很多問題,市級領導都要從自己的分管工作中主動找差距,追責任,自覺解決問題。不能認為基層發生的問題與己無關。從省委副書記李景田來長治調查發現干部上班睡大覺、打撲克,到省委書記田成平去農村家訪后,講真話的老農遭到報復、挨了打的事件中,可見長治市“群眾中問題成堆難解決和干部中領導成堆不負責”的問題有多么普遍和嚴重。我們不能理解為問題全被省領導發現了,而應當理解為我們深入不夠,責任心不強,解決問題還不到位。為此,希望市級領導和各級主要領導,都要把自己所領導的、所分管的戰線,把點上發現的問題拿到面上去解決,自己負責任并追究責任單位和責任人的責任。晚唐山西詩人薛能描寫新柳為“柔性定勝剛性立,一枝還引萬枝生”。只要抓住了典型,就會成為春風第一枝,引來百花盛開的季節。我建議每一位領導都要發現正反典型,大張旗鼓地加以宣傳推廣和解決,舉一反叁地起到教育作用。

讓市委也上曝光臺

從我對《長治日報》作過的批示中,可以看出長治輿論監督存在的一些問題。

報社社長、總編曾多次被我當面批評。有一天早上五點鐘,我就把總編輯叫到家,拿著當天報紙對他說:“這是一份由無能總編、無能編輯、無能記者辦的一份無能報紙!”后 來,這句話被傳開了.

為什么我對報紙的批評如此嚴厲?因為在我看來,通過報紙向群眾公開問題,在群眾的監督下落實解決問題,是轉變干部作風,推動長治發展的快捷方式。報紙要代表老百姓說話,老百姓要有一個說話的地方。

我們雖然用的是霹靂手段,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長治日報》開始告別了“怕”和“軟”,有了開展輿論監督的信心和勇氣。

在長治市,除了涉及國家安全、軍事機密和一些需要保密的工作之外,從市委書記、市長做起,任何人、任何單位都必須接受輿論監督,都必須正確對待輿論監督。

我多次鼓勵新聞工作者,要認準方向,堅持原則,堅定信心,突破難點;要講政治、講法規、講紀律;要出于公心,與人為善;經常調查研究,客觀分析,慎下結論,在實踐中提高監督的水平和藝術。

在長治媒體上,不僅可以見到對縣處級單位和干部的批評報道,甚至市級領導也上了“曝光臺”。這些批評報道的結果,不僅沒有影響長治市委、市政府領導班子的威信,反而增強了群眾對市委、市政府工作的信任。

現實生活中,有一種不正常現象。不少地方出了問題捂著、蓋著,記者去采訪,不是阻撓就是千方百計施加壓力,甚至有的地方還配有專門負責“滅火”的官員。我們長治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主動邀請記者來“點火”。長治這么大,沒有問題是不可能的。記者的敏感性強,能發現問題,推動我們的工作,請“貓”進屋捉“老鼠”,何樂而不為呢?

前兩年,長治煤礦沒有發生什么大問題,安全生產抓得比較好。2002年,全國多起礦難事件被炒得沸沸揚揚,其中有幾起事件在社會上留下了惡劣影響,就是因為地方領導隱匿事實,阻撓記者采訪所致。在此期間,長治也發生過一起礦難:這年419日晚,沁源縣一鄉鎮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件,造成12人死亡。

這一起安全事故放在哪里,都會讓主要領導難堪。但我和張兵生市長、馬和平副市長堅持不僅要見報,而且要讓全市人民對這起事件發表看法,毫不留情地層層追究責任。以下是《長治日報》421日頭版上的一條消息:

沁源縣七一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

本報訊記者李瑋伶報道:4192330分許,我市沁源縣七一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當時井下作業人員24人。事故發生后,12人安全撤出。20日上午830分,已查明共有11人遇難,2人受傷,1人下落不明。有關單位正繼續尋找。

凌晨3點,市委常委、秘書長郭正義對事故提出處理意見。副市長馬和平連夜趕赴現場,會同沁源縣領導和有關部門了解事故情況并開始部署搶險。

省長劉振華,省委常委、秘書長申聯彬,副省長王顯政對事故先后作出批示,要求積極組織搶救,查明事故原因,采取有力措施,杜絕類似事故發生。

市委書記呂日周對事故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在處理事故的同時,嚴追責任不手軟。并指出,干部不負責任,什么問題都能發生。要從血的教訓中喚起全民的安全意識,喚醒干部的責任意識。

20日上午,副市長秦來英率市醫院搶救組趕赴現場,了解事故搶險情況,提出處理意見,并到醫院看望了傷員。

記者趕到現場時,看到礦辦公室墻上掛著圖示,標明井下事故發生巷道,旁邊是事故處理指揮組、現場搶救組、后勤支援組人員名單;市縣兩級領導正在指揮搜救。市總工會、市公安局、市經委等有關部門按照部署開展各自的工作;縣礦山中隊整裝待命,事故搶險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下午530分,省長助理李振喜、省煤礦安監局局長鞏安庫、省煤炭局總工程師李成先趕赴現場,對搶救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并對事故善后和原因調查及今后整改提出指導意見。

據了解,七一煤礦是沁源二輕系統所屬集體企業。70年代建礦,年產量在3萬噸左右。礦長張清賢說,該礦去年12月通過整頓驗收。由于放松警惕、疏于管理、礦工安全意識淡薄、違規作業,終至釀成慘禍。

導致此次特大爆炸的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之中。

追究這起事故的責任,市縣提出的建議比上級提出的處罰更嚴厲,不僅有關責任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市委還撤了分管副縣長的職,縣長調到別的地方降職安排工作。

兩年間,長治新聞媒體批評的大小干部1000多人(),在新聞媒體監督之下,全市先后有160余名干部丟掉了官職。

五大監督體系的萌動

200112月初,我和市委副書記夏振貴、盧曉中,秘書長郭正義,召集有關部門的領導共同研究,提出建立“五大監督”構想:以紀檢、監察機關牽頭的黨政監督;以人大牽頭的法律和工作監督;以政協和統戰部門牽頭的民主監督和民主黨派監督;以新聞媒體牽頭的輿論監督;以信訪部門牽頭的群眾監督。

2002121日,《中共長治市委建立“五大監督”的實施意見(試行)》在長治市委八屆二次全體(擴大)會議上獲得通過。在討論這一意見的初稿時,我說:“新聞媒體監督的對象包括:上至四套班子領導,下至一般干部,大至全市各級各部門各單位各方面的工作,小至各家各戶的各種行為,只要法律許可,都在新聞輿論監督的范圍。監督的辦法有:所有的新聞單位都要劃分責任區,建立責任制;輿論監督要采取通報、排隊、曝光、追蹤報道等形式;各新聞單位都要設立監督舉報電話,接待群眾來信來訪;各媒體每月刊播批評報道不得少于20件;對全市的各項工作采取明查暗訪;采取‘一事一報、一報一追、一追一果’的辦法,實行全方位、全過程的監督;凡被新聞媒體批評的人和事,有關部門都要實行聯動,嚴肅處理;新聞單位要主動接受社會監督。”

應該說,長治的輿論監督在“五大監督”制度的保證下,出現了新的起色。《長治日報》、《上黨晚報》成了長治人心目中的《焦點訪談》。輿論監督成了長治人使用頻率最多的詞匯之一,也成了大家茶余飯后廣為議論的話題。過去,老百姓對新聞漠不關心,現在,長治人看電視、看報紙的熱情空前高漲。過去,登了批評報道,大家不習慣。現在,沒了批評報道,大家反而不習慣了。

長治的輿論監督工作引起全國新聞媒體的關注,前來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2002720日,中紀委兩位同志專程到長治了解輿論監督情況,對此項工作給以充分肯定。劉振華省長在全省的大會上肯定了長治的輿論監督。

新聞要有“棱角”

我一直對新聞輿論有一種特殊的偏愛。

我先后在村、鄉、縣、市從事黨政領導工作12年。無論走到哪里,我都是一方面通過傳媒及時了解和掌握方針、政策,捕捉各種信息作為資政參考,另一方面則充分利用傳媒去 指導工作,推進工作。新聞輿論是一種最有效、最具影響力的傳播手段和方式,其中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輿論監督。我在原平的新聞媒體辦過《讓全縣人民都知道》專欄,在朔州辦過《讓全市人民都知道》專欄,到了省體改委還辦了《讓全委干部都知道》的監督黑板,都起到了支點前移的杠桿作用。對干部的監督,把權力標準轉化為道德標準,把一雙眼睛或幾十雙眼睛演變成為上千雙眼睛,有力地推動了工作。

輿論監督是我們黨歷來十分重視的一項工作,叁代領導核心都對此有過十分精辟的論述。

毛澤東同志多次指出,黨報要發揮“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

鄧小平同志指出:“監督來自叁個方面,一是黨的監督,二是群眾的監督,叁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監督,新聞輿論監督是實現這叁個方面監督的有效途徑,是人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

江澤民同志也指出:“新聞宣傳工作要弘揚時代主旋律,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要重視對社會輿論情況和群眾思想情況的研究,積極反映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做好輿論監督。”

上述論斷,表明了我們黨勇于正視自己,敢于面對批評的胸襟。然而,這一優良傳統在某些地方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揚,“諱疾忌醫”、“報喜不報憂”的現象相當普遍。在一些干部頭腦里,總覺得在媒體上曝了光就臉上無光,有人甚至認為一旦曝光,就會產生負作用,給工作帶來不利影響。事實上,這種擔心是完全沒必要的。

1989年,我在朔州工作期間,曾做了一個嘗試。我們提出了“治市五策”,即改革治市、廉政治市、民主治市、文明治市、從嚴治市。為保證“五策”的貫徹,我提倡用監督的辦法推進工作。在我的提議下,當地電臺、電視臺開辦了《讓全市人民都知道》專欄,對各單位、各部門排隊亮相,揭露各種問題。這一欄目開辦后,令朔州人民耳目一新,使全市工作出現了新的起色。

到長治后,我第一次看到《長治日報》,對它的印象是四平八穩,缺乏生氣,沒有一點“棱角”,不敢觸及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問題,真正屬于輿論監督的東西可以說就沒有。這期間,我留意了長治電視臺和電臺的播出內容,除了大量文娛類節目外,其他的新聞和專題基本上是《長治日報》的翻版,根本沒有輿論監督的影子。

對長治情況有了基本了解后,我決定對長治的新聞媒體動一次“大手術”。

在市委召開的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上,我闡明了一個重要觀點:長治不是沒有問題,而是到處都有問題,尤為突出的是干群關系問題。我們要敢于承認落后,勇于亮家丑。家丑只有亮出來,才能增強我們改變它的勇氣和決心。如果家丑不亮出來,長期包著、捂著、蓋著,誰提出批評就和誰過不去,這不是有所作為的態度,更不是共產黨員的本色。

我還指出,制約長治發展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干部作風問題,而作風問題的根源之一就是監督不力,沒有監督機制。只有調動包括新聞輿論監督在內的社會監督力量,才能使權力運行置于有效的監督之下,切實轉變干部作風,才能使經濟發展步入健康、快速的良性軌道,才能更好地密切聯系群眾,傾聽群眾呼聲,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實踐好“叁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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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陽光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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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要接受群眾監督

200041日,我找來督查室主任,要求他把干部下基層情況統計一下。因為市里剛開過經濟工作會議,這個會提出長治七年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戰略目標,要求干部就這個目標到基層調查研究,制訂各地各部門的具體工作思路和辦法。

兩天過后,督查室拿來市直34名正處級“一把手”下基層統計情況,情況還算實在,干部去了什么地方,干了什么事情,實事求是,一目了然。我看過后仍覺得差距很大,多數同志還是老樣子、老調子、老步子、老速度。根治“濤聲依舊”的老毛病,必須施以猛藥方能奏效。

我在每個人統計情況的后面加了一兩句話,大部分是批評的語言。我的批語連同統計情況一并在《長治日報》上發表。

比如:市經委主任“看不到深入困難企業解決實際問題”;市交通局長“一般化”;市農辦主任“下基層少”;市林業局長“一般化”;市土地局長“深入基層少”;市財政局長“到縣區少”;市公安局長“深入基層要解決實際問題,有影響的重大案件偵破率太低”;市中級法院院長“深入基層太少”;市勞動局長“轉變作風為什么無動于衷”;高新技術開發區主任“太一般化了,沒法交待”,等等。

在編者按語中,我還寫了這樣幾句話:“希望各位領導同志都要帶著問題,很好地想一想。長治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們干了些什么,如果這種作風不轉變,不到群眾中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干部能過人民這一關嗎?能經得起人民的考驗嗎?大家要從思想上查一查原因,挖一挖根子,盡快轉變作風,要經得起群眾的檢驗,經得起人民的選擇。”

第一次動刀見血,長治的干部就坐不住了。

我騎自行車下鄉,每走到任何一地,都能聽到群眾對干部不公開的意見。村務、政務、財務,這些事關群眾的事,干部不公開,群眾就意見多。從基層黨建入手,市紀委做出決定:“四級干部都公開,誰不公開誰下臺。”有什么不能公開呢?我曾經想,對非保密問題的研究,市委常委會也可以讓群眾來旁聽。我們現在的一些工作似乎很保密,但會議還未散,會上的內容已在社會上傳開了。

20009月,我第一次把市委常委拉到西溝去開會,讓大家帶著問題,面對實際討論,增加干部對基層、對群眾的認識。會議開得很成功。以后,每年春節過后,我都把四套班子領導請到西溝村召開中心組理論學習會,去一次大家就加深一次對“叁個代表”的理解,加深一次對群眾的感情。

政務公開必須從市一級做起,常委會可以開到農村,比常委會更重要的書記辦公會,我們也把會議紀要全文公開出去,讓全市人民了解最高決策層的運作過程。下面是一份公布于《長治日報》的書記辦公會紀要的摘錄:

當前的首要任務是要抓好落實。第一,各級領導干部要把落實的重擔挑起來,書記帶常委,常委帶四套班子,四套班子帶市直機關和各縣市區機關,機關帶基層17.9萬共產黨員,全民總動員,層層抓落實。第二,抓落實必須帶出硬作風。現在從機關到基層各級干部的作風還遠遠不能適應工作需要。我們必須早起遲睡、廢寢忘食、食不甘味地來指揮這場商戰──第二次上黨戰役;各級領導同志要以指揮戰斗的姿態,刻不容緩地進入指揮部,深入前沿陣地。第叁,貫徹落實會議精神,必須和當地實際情況相結合,不能照搬照抄,不能照貓畫貓和照貓畫鼠,更不能用市里的思路代替各縣市區和各系統、各部門的思路,各家都要拿出真正是自己的思路。第四,舉行新聞發布會,設立新聞發言人,定期向全市發布市委、市政府的重大決策部署、主要工作進展、大要案件查處等群眾最關心、最關注的熱點、焦點問題,讓人民群眾知道我們想干什么、在干什么,干成了什么、哪些沒有干成,讓人民群眾監督,讓新聞輿論監督,讓全社會監督。

20001228日,市委常委召開民主生活會,各位常委都做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市委要求全市干部都要勇于開展批評。我說:打槍會有后坐力,加壓會有反彈力,不敢進行批評就怕反抗力,完全是私心雜念的表現。我通知報社再次發表,尤其要把我近一年來的工作情況告之全市人民。下面是摘自《長治日報》上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我作為班長,自然要身體力行。“笨鳥先飛”的做法,受到了多數班子成員,多數縣處級干部的支持,我愿意帶動他們,他們樂意跟從我,長治市很快形成了一種數萬新老干部廢寢忘食、嘔心瀝血、含辛茹苦、忍辱負重、急而又急、快而又快的大好局面。關于批評問題。緊迫感在造成急躁的同時,也造成了過多過重的一系列批評。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叁大法寶之一。可惜的是,這幾年,在不少地方,不少單位,不少人那里,批評與自我批評已經被表揚與自我表揚,吹捧與自我吹捧所取代。文過飾非、自欺欺人、一團和氣。我痛恨上述庸俗作風,想在長治很快扭轉這種風氣。所以,常常運用那種疾風暴雨、疾言厲色的批評,以圖達到下猛藥、振聾發聵,驚世駭俗的目的。

10個月中,我以批示和口頭形式,批評過100多個單位或個人,對有的單位和個人,甚至連續批評多次。有時批評得很不客氣,很不講方式,甚至苛刻無情。雖然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不少時候,挫傷了同志們的感情,使大家心理上增添了壓力和疼痛。在這里,我首先向同志們道歉,歡迎同志們對我進行批評。

其次,我此時更想表達的,是對同志們的感謝之情。多數同志默默承受了批評,深刻反省自身的工作,努力奮勇爭先,工作出現重大轉機。

比如,對沁縣批評得很多也很嚴厲,沁縣縣委、縣政府領導虛心接受批評,制定整改措施,在發展園場經濟方面邁出較大步伐,積極完成了今年的財政收入任務;對鄉鎮局和統計局提出嚴肅批評后,他們擠水分的力度很大,改進工作的步伐很快,這兩個單位均在全省范圍內名列前茅。市外貿局因為一季度在全省排名倒數第一受到批評后,奮起直追,10月底提前兩個月完成省調控指標,11月底,進口增幅名列全省第一,進出口增幅名列全省第五。對市勞動局、宗教局和衛生局主要領導的無情批評,使工作發生根本轉變。這類事例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通過這次常委民主生活會,認真回顧與總結,公開自我批評,我自己感到有很大收獲。我的基本態度是,堅決摒棄大家指出我也深深體悟到的缺點;認真保留曾引起某些爭議的優點;仔細剔除存在于優點中的雜質,使優點更純更正。

一封擱淺的公開信

美籍華裔陳海珠女士與太岳老區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她曾先后投資人民幣6萬元,改造了沁源縣韓洪鄉四個村人畜飲水工程,新建了學生宿舍,資助了貧困學生,為困難家庭提供了援助,還向縣圖書館捐獻了圖書。

2001年開春,陳海珠征得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海外孤兒福利院同意,投資40萬美金,在法中鄉馮村修建一所“雙語雙體”學校。200142日,馮村“雙語雙體”學校奠基。陳海珠女士被市政府授予榮譽市民稱號。第一次陳女士投資遇阻時,我幫助協調解決,批示有關部門要特事特辦。想不到,錢到了,困難也來了。《長治日報》就陳女士遇到的困難,刊發了一篇新聞稿,標題叫作《工程無人來監理,熱心碰了冷石頭》。新聞寫道:馮村學校奠基已經一周,卻因為工程找不到監理,遲遲簽不了合同,開不了工,使陳海珠女士長時間滯留在沁源縣回不了美國。對此她深感不解,為什么在國外非常簡單的事情,到了國內就變得如此艱難?

我看到《長治日報》的相關報道時,正隨省領導在襄垣調研。午飯后,當即給一位市領導和市建委寫了一封公開信:

讀了《長治日報》410日《回音壁》的文章,知道你們解決了美籍華人陳海珠女士反映的問題,感到欣慰,也謝謝你們的工作效果。但欣慰之余,想同你們公開討論一個問題:如果對于《工程無人來監理,熱心碰了冷石頭》的“冷石頭”,無人去追究其責任,也無領導人承擔啟用“頂門杠”和“冷石頭”的責任,我們今后工作能不能落實?如果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一句“有關部門應該認真吸取教訓”的官話,“有關部門”真的能吸取教訓嗎?我很擔心。這是因為,你不去追究制造問題的責任人的責任,制造問題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問題也會層出不窮!總結你們建委的工作,不是也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嗎!

我早在去年就講過,要把“有關部門”改為“責任單位”。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就要負責任,否則,就應當取消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唐代詩人白居易在《長恨歌》中寫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而你們在追究責任的問題上,是“上窮未落下未實,兩處茫茫無責任!”魯迅先生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不尋找責任的人群描寫為“大家都是好東西!

陳海珠女士帶著地球另一面人民的愛心,攜巨款無償為太行人民建學校。前次遭冷遇反映到市委、市政府,使我們格外重視,花一天多時間辦理此事。沒想到,過了幾天又出現了“冷石頭”,可見不創造環境的頑固性。所以,你們不動真的怎么行呢?你們不去把責任落實到具體人頭上能行嗎?你們不動員群眾揭發出類似的問題并舉一反叁地解決問題能行嗎?我看,處理邋遢現場會追究責任人還沒有在你們系統引起足夠的重視。那就由你們去選追究責任的對象,再辦上幾件追責任的事,處分幾個人。

呂日周

2001410日中午

這封信馬上由工作人員送到報社,按照我的要求,“公開信”要發在次日的報紙上。這是繼給一位副市長之后的又一封“公開信”。不知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很快,一位領導打電話找我,我說這件事必須給公眾輿論一個說法。

在襄垣吃過晚飯后,市委一位領導又來找我。當時市長在中央黨校學習,由他主持政府全面工作。這位領導同志開門見山,不同意發表這封信。并向我匯報他們處理這件事的態度和辦法。當天下午,市政府領導就組織城建部門和監理機構傳達了我的這封信,討論了處理這件事情的具體做法,并同意先施工后補辦手續。他們還特意寫了一份態度誠懇認錯深刻的檢查。

人家拿錢支持我們辦教育,無私捐資建學校,我們為什么就不能提供方便呢!一個沒有能力為人民分憂,也不接受別人幫助的政府難道不該受到指責,難道不該反思自己的過錯嗎?我問這位領導同志,如果沒有一個強硬的辦法來解決這件事,誰還敢來長治,誰還敢和長治人共事打交道。我信中的批評過分嗎?這位領導同志說:“不過分。”我說這種行為應不應該受到處罰?這位領導又答道:“應該!”那么為什么要來講情呢?“為了大家在一起愉快工作。”這位領導解釋說。

我說如果老百姓知道我們是這樣拿他們的利益來換取一個愉快,他們會不會傷心,會不會離我們遠去呢?這位領導同志是位做思想工作很有耐心和講究工作方法的好同志,他說保證把這件事處理好,保證使陳女士的項目正常運轉。其實,我信中寫到的幾位同志都是優秀領導干部,平時工作認真負責,又有基層工作經驗,抓工作力度大。憑心而論,我也不想傷害同志的感情。我也知道這樣會得罪人,會改變大家對我的看法。但,如果我不去得罪人,在長治又讓誰去得罪人呢!那么許多得罪老百姓的事情,又有誰去主持公道,誰去給正義事業作主呢!

同僚共事,我也特別珍惜一種和諧氣氛。還好,這所學校建設步入正常,有關責任人也得到了追究,所以,我為自己的做事原則又一次作出了讓步,這封公開信擱淺了。但公開的路卻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只是還需要一種積極態度,需要靠班子同志的努力,營造出長治的特色氣候。

省委領導兩遇作風問題

長治實行政務公開,推行自逼機制,采取民主監督辦法,很多人感到工作力度太大,但就是這樣的工作力度,長治還發生了兩件我根本想不到的事情。

200148日下午,省委書記田成平到壺關農村考察工作,途經晉莊鎮十里村時,到 了在路旁的村民向書勤的家。田書記問長問短,向書勤實話實說。交談中,向老漢直言反映,晉莊鎮一些機關干部只知道吃喝收錢,不知道為民辦事。當晚,晉莊鎮黨委書記來到村里召集黨員干部開會。向書勤不是黨員,但也接到了村長向青玉的口頭通知。在會場門口,向老漢碰到了村支部書記向學平,向學平對老漢說了兩句難聽的話,便向村西走了。就在這時,向學平的二弟向建平沖向書勤罵道:“你亂講話要付出代價。”說話間,向建平握緊拳頭朝向書勤走來,村里原支部書記向元林跑過去攔住了他,向建平還不罷休,一邊口罵臟話,一邊抓起磚頭朝向書勤砸去。向書勤躲閃不及,兩塊磚頭擊中腿部。

向書勤拖著受傷的雙腿找到正在村里開會的鎮黨委書記李志平,訴說了遭受報復打擊的經過,李志平當場表示要為向書勤作主,盡快處理此事。隨后,一名叫向東的村民把向書勤攙扶回家。

第二天一早,向書勤的女兒向俊芳找到村支書向學平討說法,向學平對她說:“你不要纏我,打傷看病,打死抵命。”

我知曉此事后,馬上作了安排:一是照顧好傷員;二是由市委秘書長帶隊查明情況;叁是依法處理責任人;四是追究當地領導責任;五是公開見報。但我沒向省委書記報告,不是有意隱瞞,而是不想打擾他。

我還讓報社派記者去調查。在向書勤家中,十余名村民反映了鎮干部經常在村里吃喝的問題。村民們還反映說,一名副鎮長多次到村里收取土地使用證換證費,每戶1012(縣土地局規定每戶應為5),錢收走了,但是使用證卻一直沒有發下來。

結束長治調研活動,田書記在從沁源縣返回太原途中也知道了這件事。打電話詢問,我如實作了匯報。在隨后召開的全省大會上,田書記再次提及此事。我認為批評是對我們工作的愛護。我作為一把手,基層出了問題,責任主要在我。

隨后,我又派市委秘書長專門看望向書勤,對他敢于講真話,敢于反映問題的精神表示感謝。要求全市各級對講真話、說實話的群眾要保護、支持、鼓勵。要通過各種形式廣泛聽取群眾意見,敢于揭短亮丑,改進作風,改進工作。411日下午,壺關縣委舉一反叁,認真對照檢查基層干部作風上存在的突出問題,在全縣鄉鎮干部和縣直機關干部中開展紀律作風大整頓,打一場轉變作風的硬仗。

省委書記遇到一件打擊報復的事,省委副書記也碰到令我們十分尷尬的一幕。

200084日,省委副書記李景田在晉城市調研途中,順路到了長治縣東和鄉政府調研。在那里,他看見了“書記睡大覺,干部打撲克”。景田書記離開東和鄉后,我知道了這件事,馬上讓報社派記者去調查。

據東和鄉黨委書記解釋,這天是個陰雨天氣,上午10點前到西蠻掌煤礦寨溝坑口聯系業務,之后又到振東石油公司查看8月份交稅的情況,10點半返回鄉機關后又為鄉辦中學修改碑文。11點多,因前兩天感冒未痊愈,感覺很累,就到床上躺下休息。而在同一時刻,在鄉政府婦聯辦公室,鄉黨委秘書、民政助理員、財稅員等四名干部則聚在一起打撲克。他們忙于打撲克,連李景田書記問話都顧不上回答,只是說:“釣主!”(打撲克術語)

盡管這位鄉黨委書記講了很多客觀理由,但這是機關紀律所絕對不允許的。鄉領導帶頭違反紀律,一般干部聚眾打起了撲克,可見這個鄉的干部組織觀念、紀律觀念差到哪里去了!

事件發生之后,長治縣委非常重視,立即責成縣紀檢委到東和鄉進行檢查。與此同時,長治縣委召開由縣級四套班子領導和各鄉鎮黨委書記參加的緊急會議,責令上班時睡大覺、且負有連帶責任的鄉黨委書記寫出書面檢查,通報全縣;責令分管機關工作的鄉黨委副書記寫出書面檢查,通報全縣。同時,東和鄉黨委決定對上班時間打撲克的四名干部給以黨紀政紀處分。

主持長治縣委工作的副書記程前表示,要抓住這些典型,集中10天時間,在全縣縣直機關和鄉鎮開展嚴肅紀律、改變作風大整頓,并號召全縣干部群眾大膽揭發違法違紀的人和事,凡有檢舉,一經查實,堅決處理,決不遷就姑息。

以省委領導深入基層為榜樣,長治市委要求各級領導干部:由“給我上”轉變為“跟我來”,敢吃苦、敢吃虧、敢惹人!由“要求你這樣做”轉變為“照著我的樣子做”,要帶頭、帶動、帶領!

和李天才的通信

政務公開只是解決了問題的一半,在目前尚未成熟的監督體制下,另一半還在于決策層采取什么樣的辦法。

我建議常委會討論通過,用民主集中制的辦法解決叁件事:用人、用錢、廉政。

用人是黨委的一項重要工作,用好一個人可以使一個縣區一個部門一個行業的工作迅速出現起色;用錯一個人的效果就截然相反。在用人問題上,少數人說了算,要出大問題;多數人說了算,就能少出問題或者沒問題。少數人畢竟被局限在一個很小的圈子內,加之深入不夠,了解不夠,還有諸如偏聽偏信,任人惟親等現象干擾。所以,我認為選拔干部必須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必須走群眾路線,廣泛聽取基層群眾的反映,認真吸納來自各方面的意見,保證正確的用人導向。我們在用人方面做了擴大民主集中制的試驗,擴大民主,就是把黨內民主測評和群眾民主測評相結合;擴大集中,就是把原來書記集中常委意見,擴大為常委差額投票集中黨內和黨外相結合的意見。

我到長治市不久,有兩縣區缺政府一把手,市衛生局缺局長。我們用了擴大民主集中制的辦法,鼓勵夠條件的同志都來報名,然后組織大家到長治電視臺演講并進行現場直播,再通過筆試、考察等形式,確立了六名候選人,常委們再投票表決。至此,在沒有任何個人色彩的前提下,兩縣區長和市衛生局長職位實現了公平競爭,公開選拔。

2002年,長治市又有兩個重要崗位缺人,一為財政局局長,一為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我建議按規定走程序后,書記辦公會,市委常委會確立四個提名人選,交給市委全委會表決,由全體委員投票決定。這項工作我們也只是初步嘗試,事后群眾反映頗佳。

選拔干部要公開,處分干部同樣也要公開。

2000113日至12日,我隨省委考察團到南方走了一個星期,回來后,見市區垃圾堆成山。雖然市委副書記尚平安組織新聞單位進行了監督。但我覺得公開的目的是要解決問題,隨即又召開了流動“邋遢現場會”,我和市長主動承擔責任,每人自罰100元。

126日,長治日報社、長治人民廣播電臺、長治電視臺、長治有線電視臺聯合行動,在市區幾個繁華地段打出“只有黨和人民決定干部命運,干部才會對黨和人民負責任”的橫幅,以問卷調查形式,圍繞市區衛生狀況征集群眾意見。

市民們對新聞問卷調查表示出很高的熱情,不僅認真回答問卷的每項內容,而且對市區環境衛生工作提出了不少建設性的意見。尤其是對讓群眾決定干部命運的做法表示贊同。大家說,干部是否對人民負責任,人民看得最清楚。一些單位之所以工作搞不好,就是因為人民滿意的干部得不到重用,而對人民不負責任的干部卻占據要位。回收的民意問卷表明,多數市民對市區環境衛生狀況和環衛處處長的工作表示不滿意。城區區委區政府根據群眾意見做出決定,免去李天才同志城區環衛處處長的職務。

李天才同志被免職后給我寫了一封信,我也馬上作了回復,下面是兩封書信的全部內容:

呂書記:

我叫李天才,原任環衛處長,現年54歲,初中文化,在環衛處工作了五年。

召開這次“邋遢現場會”時,我正隨城區組織的學習考察團在張家港學習取經,知道開了現場會,趕緊買票返回長治,回來后便立即組織車輛、人力清理垃圾,突擊死角、解決邋遢問題。解決存在的一些影響正常運作的問題。耽誤了向全市人民做檢查,向市、區領導做檢查等工作。現在我從思想上深刻認識到由于自己安排不周、措施不力,才造成我市環境衛生的落后局面,所以我對近幾天來領導和群眾的批評,認真接受,并在今后工作中堅決改正。

此致

敬禮!

李天才

2000128

天才同志:

你好!

我不認識你,你也不是市管干部。但讀了你給我的信,為你能正確對待群眾和新聞監督,正確對待城區區委作出對你免職的決定而感到高興。因為這是不容易的,是需要在認識上站到人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上才能做到的。

其實,應對長治市區衛生不好負責任的不只你一人,一級一級追上來,我這個市委書記也有更為重要的失職責任。我作為班長,領導全市工作,市區的衛生乃至于很多方面的工作不理想。我對不起上黨人民,也對不起你。我到南方近半個月,長治垃圾就堆成山,尚平安同志向我反映了這一問題,并組織輿論部門開展了積極監督。同時,這也說明體制有問題,而你又解決不了體制問題,這不是我的責任又是誰的?當然我的責任也代替不了你的責任。馬謖失街亭,諸葛亮自貶“叁級”;曹操馬踏青苗,以割發代首;馬謖失街亭,孔明執行了軍法,而關羽失荊州,孔明看在劉備的面子上,稱之為“大意”失荊州,沒有給其應有的處罰。所以,不能說免你的職不對,但肯定地說,類似你這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還會有一些單位負責人應當處理而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得到處理。

你能正確對待就是改正缺點錯誤的開始,就是進步的開始。其他人,也能從你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你要把黨的決定和人民的監督,看成是幫助和愛護,化作動力,不灰心,不泄氣,在今后的崗位上,繼續為市場經濟,為人民事業作貢獻。

此致

敬禮!

呂日周

2000129日 ??????????????????

黨和群眾共同決定干部命運

選拔任用干部,僅有黨內民主測評還不夠。因為僅在一定級別干部范圍內決定干部升遷,他們就會跑官,以較小成本取得較大利益。如果把黨內民主測評和群眾民主測評結合起來,那干部就得把跑官和跑民相結合,那只能老老實實地工作。所以,長治市為了忠實貫徹“叁個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干部重新回到群眾中,過叁關:一是發現和解決問題關;二是 追究責任關;叁是群眾民主測評關。一把手必須帶頭這樣做。

20001212日,在一次老干部形勢通報會上,我主動接受在場同志對我進行民主測評,將投票結果公布在20001221日《長治日報》上:這次測評共收回測評票766張,測評結果是,滿意票為28張,基本滿意票為37張,不滿意票為1張。

200210月,我再次要求對我進行群眾民主測評,這次由五大監督領導組負責,以我和市長張兵生為主,投票的地方涉及到工廠、農村、機關、出租車行業、醫院等多個范圍,測評結果也公布在《長治日報》上:這次群眾民主測評10次,發出及收回測評票14961張,滿意票13912張,基本滿意票932張,不滿意票63張,棄權票54張。滿意率92.99%;滿意和基本滿意占99.22%

200279日,市老干部局牽頭向市縣兩級老干部通報全市經濟工作和調產情況,與會的老干部再次對我進行了民主測評。這次測評共收回有效票1193張,其中滿意票1121張,基本滿意票57張,不滿意票2張,棄權票13張。一些老干部還在票后附注了建議或意見。

2002718日,由市人大、市政法委牽頭,組織全市1700余名政法干警在市八一廣場對我進行民主測評。這次測評共收回有效票1770張,其中:滿意票1463張,基本滿意票246張,不滿意票24張,棄權票37張。

2002718日由市政協和市委統戰部牽頭,邀請民主黨派參加,分別深入到市醫院、市第二醫院、市中醫院、市中醫研究所、市婦幼保健醫院和市客運處管理的11個出租汽車公司等單位,在民主黨派成員、回族群眾當中,對我的總體工作情況進行了民主測評。

醫療衛生單位職工和出租車司機對我的測評情況是:共向6個單位發出測評票2452張,全部收回。其中:滿意票2379張,基本滿意票67張,不滿意票5張,棄權票1張。

回族群眾對我的測評情況是:共收回測評票2617張。其中:滿意票2583張,基本滿意票30張,不滿意票2張,廢票2張。

各民主黨派成員對我的測評情況是:共收回測評票240張。其中:滿意票224張,基本滿意票14張,不滿意票1張,棄權票1張。

2002716日,由市委宣傳部牽頭,組織新聞單位深入長軸、防爆兩個廠和平順西溝、沁縣漳源兩個村,對我的總體工作情況進行了民主測評。

長治軸承集團公司職工對我的測評情況是:共發出測評票1500張,收回1500張。其中:滿意票989張,基本滿意票446張,不滿意票28張。

山西防爆電機(集團)有限公司職工對我的測評情況是:共發出測評票1500張,收回1500張。其中:滿意票1465張,基本滿意票35張。

平順西溝村群眾對我的測評情況。這次測評共發出測評票1500張,收回1500張。其中:滿意票1500張。

沁縣漳源村群眾對我的測評情況是:共發出測評票1460張,收回1460張。其中:滿意票1460張。

從公開入手,我們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發動干部尋找問題,在調查研究中發現問題,發現問題之后通過媒體公開問題。當然也不全在媒體上公開,有的在文件上公開,有的在會議上公開。公開以后我們就解決問題,解決完問題就追究責任。這就是“五步曲”工作法。誰手上的問題或者是誰應該解決的問題,如果沒有解決就要承擔責任。承擔什么責任呢?可能撤職,可能免職,可能停職,可能調動工作,可能罰款,肯定這五種處分有一種落到他的名下。

我給大家講了些人們便于記住的話:“誰不干,干誰;誰不調產,調誰;誰不惹人,惹誰;誰不吃苦,苦誰;誰不帶頭,誰不能當頭;誰不打掃衛生,就打發誰;誰不想吃虧,就虧誰。”

這些話的意思是要求干部把干工作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使大家明白這樣一條規律:干部難當,人民好活;干部好當,人民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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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回到人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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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溝的震撼

太行山高高矗立,巍峨壯觀,令人神往。但當它逶迤綿延到山西平順縣境內,卻頓然黯淡失色:巨石一塊連一塊,石窩一片接一片,一撮黃土在這里也顯得格外珍貴。滴水貴如油,豐收不容易。

正是這樣一個惡劣的生態環境,千百年中造就了不屈的山魂,古有愚公移山,今有英雄輩出。建國初期,國家頒發了四枚金星勞動獎章,其中的兩枚被平順人領走。山的深處有個聞名全國的地方叫西溝,這里有解放區最早辦起的互助合作社,有趙樹理寫《叁里灣》時長期住過的村莊。有被毛澤東主席譽為“邊區農民榜樣”的著名勞模李順達,有被江澤民總書記譽為“鳳毛麟角”的一至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所有這些都平添了我對西溝的深深向往。

2000226日,我上任后十幾天,沒有打招呼就來到平順縣。這是我多年來進行調查研究的習慣。我不同意市、縣領導干部下基層調查,要事先發通知,報路線,確定點,反復準備匯報的做法。

這天下午3點,我在縣城查崗,縣交通局大院里竟然找不到一位領導干部。一頓批評教育之后,縣領導來了。我說晚上要到西溝去住,有人搖頭:“西溝是平順最冷的地方,你受不了。”我說,西溝冷,那里的老百姓不是祖祖輩輩照樣住著?他們能生活,為什么共產黨的干部就不能去住一個晚上!凍不死申紀蘭,就凍不死我呂日周!

看我十分堅定,縣委干部只好作罷。我謝絕了他們的陪同,只身前往。

來到西溝,果然冷。我穿著厚厚的軍大衣,仍舊擋不住陣陣寒風襲擊。村干部按照我的吩咐,隨便為我找了一戶農民家住下。

這位叫張海考的農民,一進門便把我讓到火爐旁。“山里冷,您頭一回遭遇這么冷的天吧?”說心里話,西溝要比我想像的冷,不僅屋外冷,屋內也寒氣逼人。但我還是堅持說:“不冷,不冷!”

熱情的主人一邊張羅著做飯,一邊與我聊著西溝的事兒。過去西溝熱鬧,土地承包到戶后,來的人少了,這里也逐漸變得冷清了,老百姓忙碌自己的事兒,平靜中反倒顯得踏實。

“西溝人是不是覺得過去的日子紅火?”我盡量用群眾式語言問話。張海考說:“還是現在的辦法好!老百姓能吃得飽、穿得暖。自己安排自己的事兒,種田、做工,家庭個人說了算,這光景過得寬松自在!”

老張繼續著西溝的話題:“剛解放那陣子,干部作風好。新華社一個同志背著干糧,步行兩天從長治走到西溝,過大年也不回去。白天和老百姓一樣下地干活,晚上點燈熬夜寫東西。那才叫共產黨員呢!”

往事勾起了張海考對好作風的回憶:“聽老人們講,西溝的第一位抗日村長是被共產黨殺的。”我追問原因,老張說,這個村長叫張召根,當時負責給部隊籌集軍糧。19477月,天遇大旱,地里莊稼顆粒無收,村里鬧饑荒,張召根是個黨員,偷吃了公糧就是犯了天大的罪!邊區政府在西溝召開萬人大會,人山人海把東河灘擠了個水泄不通。張召根被判了死刑,為了兩升玉米送了條命。盡管他為革命辦了不少事,他的弟弟隨軍南下,戰死沙場。但功是功,過是過,犯了錯一樣受制裁!老百姓夸黨好,正是因為黨的紀律嚴、作風硬!

見我聽興正濃,老張又給我講了鄰村郭玉恩的故事。老郭也是全國勞模,金星獎章也有他的份兒。解放初,有一年冬天,他從平順往壺關送公糧,一個人挑著一百多公斤糧食,沿路乞討要飯,無論饑餓有多難忍,他也不肯吃一粒糧食。送完公糧返回家,郭玉恩全身浮腫,整整一個冬天臥床不起。他娘說:“兒啊,你挑著糧食餓肚子,世上哪有你這樣的傻人?”郭玉恩對老娘說:“黨的人就要守黨的規矩,再饑再餓也不能動黨的一粒糧食!”

老張話鋒一轉:“現在不行了,日子越好過,干部離群眾就越遠。如今的西溝也不斷有干部來,起先我們還蠻有熱情,常常打聽今天來了什么人,昨天誰到過西溝。后來,來西溝的干部小汽車越坐越好,真正聯系群眾的人卻越來越少,他們從不問問群眾缺什么,少什么,想什么,干什么。時間長了,干部把我們當外人,我們把他們當外賓。大伙兒時常在一塊兒揣摩,現在的干部怎么就大不如前了呢!”

說話間,女主人把飯端了上來:“沒啥好吃的。”一碗米湯鍋里煮出來的面條,還帶著幾粒小米,兩盤農家小菜。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西溝故事像放電影一樣,一遍又一遍在我腦子里翻騰著:太行山是無愧于英雄的山,大山養育了中國最優秀的人民,西溝這面旗幟的真正內涵在于她造就了一種精神,學西溝就要學她的那種正氣、那種精神,那種對黨的事業無比忠誠的堅強毅力!

天還沒有亮我便起了床,借一鉤殘月走到戶外去看看西溝,看看這個曾經作為中國農村前進方向的地方。

“看看老申家。”老鄉領著我來到申紀蘭的住處。一排像是建國初期的建筑,小房子,小院子,老申就在這里住了幾十年。這天老申不在家,門房卻不上鎖,鄰居習慣地推門而入。我納悶,她也曾是享受過十年廳級待遇的干部,為什么就敞著大門,難道不怕丟東西嗎?老鄉說:“紀蘭家沒有啥可偷的東西。”進門一看,屋里的擺設特別簡陋,箱箱柜柜不多,件件沒有鐵將軍把守。墻上掛著一幅幅與中央領導的合影照片,記錄了她輝煌的過去,也是這個家里惟一可以稱得上財產的寶貝。

在老申家呆了一會兒,我感到比老張家還要冷,伸手摸摸爐子,沒有一絲溫度。坐在土炕上,就像坐在冰雪地里一樣。老鄉告訴我,她冬天從來不生爐子,不燒熱炕。70多歲的老人在冷屋過冬,和我們有空調、住暖氣房的干部比較,我不由地眼里涌出了淚花。

申紀蘭,一個英雄的名字,她是在人民的土壤里成長起來的,她是同人民一起艱苦奮斗干出來的。

西溝一夜,使我重復了一個想法:帶領全市干部重新回到群眾中去。

回到人民中間去?有的干部對這個提法不理解,我們不是一直在人民中間嗎?有的說,到基層住一宿有什么用?還有的說,下鄉幾天就能解決老區的脫貧問題嗎?更有人反對,這不是搞形式主義嗎?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把市委班子的成員一塊請到西溝,先后開了叁次常委擴大會。同樣是在冬季,2001年的春節期間,我把四套班子的成員和13個縣市區的書記和縣長都請到西溝來,大家和老百姓吃一樣的飯、住一樣的房。晚上,我一戶一戶去看望下鄉干部,很多從農村走出來的干部,從日漸淡忘的農家生活中,又一次找到了與人民群眾的思想差距、生活差距、作風差距。我把大家的感受總結為這樣一段話:不到群眾中,不知道自己差距大;不與群眾接近,不知道自己早已遠離了群眾。離群眾越近,思想越解放;離群眾越近,對政策理解越深;離群眾越近,對“叁個代表”思想貫徹越忠;離群眾越近,離腐敗越遠!

一次接觸是粗淺的,多次深入不同凡響。為了讓更多的干部受教育,市委把西溝作為廉政建設基地,明確規定:凡是被選拔到領導崗位上的干部,必須到西溝進行廉政宣誓。

最初是市紀檢委分批組織干部來,之后,各個單位也不斷組織干部來。領導干部來了,一般干部來了,黨員來了,團員也來了。從2000年到2002年,到西溝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的市直干部達5000多人次。他們在西溝凍掉了身上的官氣,領會了群眾的怨氣,懂得了為長治爭氣。

最近一次,我到西溝與平順縣老勞模座談,申紀蘭同志拉住我耳語道:“呂書記,你冷天到西溝,已經住了十幾個晚上,可要注意身體啊!”說著說著,申紀蘭老淚縱橫:“西溝前十幾年變化不大,這兩年進步快,我們引來水、修起路、建起廠,重修了紀念碑,翻新了展覽館,金星獎章豎在東山上。市委變作風有決心,群眾變面貌有信心,干部不怕多吃苦,群眾就會少受罪。”

我知道老申的這番話,不是說給我一個人的,她是在用心吶喊,呼喚黨的好作風快快回來。

到一次西溝,就多一份感動,受一次教育。正是在一次次的赴西溝學習和實踐中,市委提出了學習貫徹“叁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五點要求:一是要通過刻苦學習,攀登理論制高點。二是要帶領廣大干部重新回到人民中去,探索學習和實踐“叁個代表”的切入點。叁是要恭恭敬敬當人民的小學生,老老實實向人民學習,尋找學習和實踐“叁個代表”的起步點。四是要過好尋找、解決問題關,追究責任關和群眾民主測評關,把握學習和實踐“叁個代表”的著力點。五是要總體跟進,經濟突破,落實學習和實踐“叁個代表”的落腳點。

市委常委交流學習心得體會,我們認識到:人民是父母,我們是兒女;人民是教師,我們是學生;人民是河,我們是舟;人民是水,我們是魚;人民是智慧的源泉,我們是幼稚可笑的;人民是大海,我們是滄海一粟;人民是土壤,我們是種子;人民是藤,我們是瓜;人民是評價我們的度量衡,我們是被評價的對象;人民是燈塔,我們是航船;人民是路標,我們是行進中的車;人民是主人,我們是公仆;人民是太陽,我們是樹木;人民是春雨,我們是幼苗;人民是我們落實的對象,我們是人民監督的對象;人民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我們是司爐工。人民的利益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落腳點,我們應當為之吃苦、吃虧、惹人,為之流血流汗,直到獻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辭。

漳源尋源

漳源鄉是濁漳河北源的源頭,河水橫穿全鄉境內。早春天氣乍寒乍暖,雖然河上還結有薄冰,而冰層下的河水卻潺潺而動。河邊杏樹枝頭上的蓓蕾已泛出淺紅色。我想起了1986年在原平縣寫過的一副對聯:紅杏不怕冷風吹該放就放,綠水敢破堅冰鎖當流即流。當時寫這對聯時是抒發自己頂住壓力搞改革的志氣。今天想起它已經是另一番含意了:加快步伐, 歡迎這清泉的來臨吧!

2000223日,農歷正月十九。早上6點來鐘,我來到了漳源鄉。

漳源鄉是個窮地方,鄉村無啥工副業,人們的經濟收入主要靠賣玉米來維持。那段時間玉米不值錢,每斤3毛錢也沒人要。大量的玉米賣不出去,農民們很是犯愁。

我到漳源鄉政府大院外,偌大個大院顯得冷冷清清,院中還有不少雜物,房屋的墻壁也很破舊,惟有幾副對聯新鮮。一把大鎖鎖住鄉機關鐵欄大門。叫門叫不開,我讓時任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張紅星從門上爬進去。

鄉政府通訊員李海彥開了大門,秘書王躍國迎了上來回答我的問話。“鄉政府咋只你們倆人?”“干部們沒事就不來。來了也沒事。”

我讓通訊員打開每個辦公室,察看了辦公室桌上擺放的東西,看了看火爐和旁邊堆放著的炭塊,又看了會議室的各種催款條。他倆告訴我,鄉里花銷大,要招待客人,要訂27種報紙、雜志;要取暖,要修房,要購置零用雜物,要送禮疏通關節。弄得連鄉食堂也辦不起了。強行攤派農民罵,借錢不還債主逼,沒吃飯的地方干部怨,兩個領導經常像賊一樣躲債,所以大門常關著。今天倒是縣里通知開會的。我看見他倆在火爐上煮的玉茭面糊糊,同情他們的艱苦。通訊員說:最苦的是書記,我還看見他被逼債逼得一人躲在辦公室流眼淚。我更同情這個鄉的干部的處境,決定要經常來這里看一看。

早晨7點,我在鄉政府對門的一家小飯店吃早飯,米湯饅頭,土豆絲和豆腐飯店主人姓趙,見我坐著小臥車,說啥也不收錢。我說:“吃飯付款天經地義。若是每個干部下鄉吃飯不付款,不用幾天就把你這個小飯店吃塌了。你開這個飯店就圖掙錢,不是讓我來白吃的。”

付了10元錢后,離開鄉政府。鄉里的秘書、通訊員、飯店的趙師傅弄不清我是誰。

我又一次來到漳源鄉,來時是早上610分。

天還未大亮,晨風中已有了融融春意。鄉文化站的輔導員田四懷就早早地起來打掃院子,今天是他值日。

鄉長王明秀還沒起床,就被田四懷喚醒了。我這次是查崗回訪,首先去辦公室看了看簽到冊,又去上次吃過飯的小飯店,問趙師傅吃飯的人是多少?揭開蒸籠看看饅頭的數量。走到院子里,看到墻壁已被粉刷一新,“政府創造環境,人民創造財富”的標語在墻上分外醒目。

我說:“你們這里有變化。我們就是要有一種好的精神狀態,來為老百姓辦事。假如你這個鄉政府大院都不衛生,老百姓進來也要看扁鄉政府,那樣,你還有什么資格去管老百姓?”

鄉干部要留吃飯,我說:“等你們把灶房搞好后我再吃飯,在人家小飯店我于心不忍。”

41日早上8點半,我第叁次來到漳源鄉。

鄉政府大院似乎比以往熱鬧嚴肅了許多。有人說,新來的呂書記是真干哩,每次來都不打招呼。也有人說,新官上任叁把火,叁把火燒完就松勁了。

鄉黨委書記申虎躍8點鐘去縣里開植樹造林現場會,接到鄉長的電話后馬上趕了回來,同來的還有縣委書記李建宇。

鄉政府的會議室里擠滿了人。我在人群中找了把椅子坐下,說:“我這次來漳源是第叁次了,對漳源只能算粗淺的認識,真正了解漳源的是在座的各位。漳源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該怎樣走,我們眼前該干什么,你們哪一個都比我清楚。我不想聽你們說大話、空話和一些有水分的數字,這一點我們吃過虧。是啥就說啥,實事求是是我們的優良傳統。”

申虎躍說,全鄉在313日召開了千人動員大會,會議的主題是“創造環境,發展經濟,減輕農民負擔”。當申虎躍說到漳源鄉上年人均收入1500余元時,我問:“實打實說,能擠多少水分?”申虎躍說:“能擠374元。”

我說:“你們剛才說的辦法不錯,關鍵在落實。鄉統籌要砍掉一半,村提留每人核減5元,還要核減機關人員、村官,以上這4項加起來就可減輕群眾負擔20余萬元,還要反對大吃大喝等。這樣,群眾高興,我們有些干部就要為難。我們就是讓當官不容易,不容易就叫‘自逼’,逼著干部給老百姓多辦事。逼著政府轉變職能,干部轉變作風。鄉機關要一半人出去掙錢,一半人留下作官。留下的一人頂兩人用,還要把事情辦好。分流出去的人要放下從前的官架子,去市場中闖一闖,認識認識市場經濟。不能光空喊不實干,說起市場經濟來頭頭是道,一旦實干起來,就啥辦法也沒有了。”

我接著說:“對于分流出去的人員,我們千萬不要踢出去不管,而是要想盡辦法多扶持,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我要求各級領導班子和廣大干部:“必須加強黨的觀念,站穩人民立場,發揚敢于吃苦、敢于吃虧、敢于同落后的人和事及不良風氣開展積極思想斗爭的‘叁敢’精神,實施‘五步曲工作法’:發現一個問題就等于深入了一分,就等于敲了一次警鐘;解決一個問題就等于提高了黨和政府的威信,就增加了和人民的一份感情;別人為你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暴露了你工作中的一個弱點,自己發現了一個自己應該發現的問題,就體現了自己的一份功勞;解決了一個問題就堵住了一個漏洞,舉一反叁解決了一個問題,就取得了一個大成績;追究造成問題的責任人,就找到了改造‘叁觀’的要害,開了個治病的處方;處理了一個干部就警醒了一批干部,教育了一批干部;追究了一個干部造成問題的責任,就落實了一次從嚴治黨的使命。”

這時,全鄉干部鼓掌。我表示說:“漳源鄉是我的動態聯系點,今后還要來,一有空就來,來和大家多說說話,相互學習,取長補短。”

我問:“申書記,你今年能給大家提多少工資?”

申虎躍說:“鄉里決定搞特種養殖和多種經營,算下來今年年底,每人每月能拿到1000元工資,若是拿不到,我這個鄉黨委書記就不當了!”

漳源是我聯系較多的一個地方,去了多少次我也說不清楚。200210月,縣里有心的同志給我送來一份統計表,一共27次。

四進松村鄉

沁縣特別讓我放心不下。不僅因為這里是長治最窮的縣,還因為這里的事情特別離奇,松村鄉就是一例。

一進松村。

2001年的一天,我在去松村的公路邊,從車窗里看見一群人指指點點,高聲議論。我停下車,詢問原因。村民領我看一大片樹林被砍伐后的樹樁子。村民們有的說是干部私分了,有的說是干部給承包出去被承包人砍了。其他人跟著亂砍,總之,一大片森林沒有了樹,只有樁。也有人說,可能是窮的原因吧──窮急了,有啥就弄啥,要不當干部圖個啥嘛?

我說,不行。這事必須要問個清楚,追究責任!不能誰想砍就砍!

我找到鄉里問黨委書記,他說不知道;問鄉長,他說沒聽說。我說,你們回家當農民吧!

見我動了真格的,兩位鄉干部急忙向我討主意。我說你們自己去想辦法,想不出辦法就辦了你們!

我的這兩句話,讓他們著了急。晚上返回長治時,縣委書記急匆匆來找我。我問他事情辦了沒有?縣委書記告訴我正在辦。我問怎么個辦法?他說,縣里開了個緊急會議,馬上給鄉黨委書記、鄉長記過,村黨支部書記撤職,我們還在那個地方豎了一塊砍林悔過石碑,說著他把碑文交給我看,上面這樣寫著:

公元1999年,松村干部借拓路修橋、教育“普九”為名,多次砍伐集體林木資源,因此民怨沸騰。當地干部雖過問批評,然終制止不力。2001320日,長治市市委領導輕車簡從,來到松村,聞聽百姓申訴,親勘毀林現場,查明真相,即囑有司溯源追根,嚴明責實。

松村鄉干群,亡羊補牢,知錯即改,一則主動配合,查處災情;二則將功補過,見諸行動。全體鄉干籌資購苗,親植白楊,昔時毀林之地,異月必將綠地蔥蘢。

為警示后人,特將此林地辟為謝罪補過林,勒石銘記。

2001415

二進松村。

我徑直到鄉中學學生食堂看,飯都是干的。我說你們得吃菜啊,不吃菜怎么長身體?又問有湯沒有?學生們都不言語。

我到老師食堂一看,還是有湯的。我問校長怎么不給學生弄點湯?校長說有啊!我揭開一看,一鍋水,怎么是湯?他說,我們把水就叫作湯。可能我把校長說得不高興了,我離開時他也沒有送我。

不管他高興不高興,我覺得這個學校學生的學習條件不行,生活條件更不行。這件事我必須管。

我見到縣委書記,給他講了重視教育的意義。他說,沁縣人歷來耕讀傳家,有重視教育的傳統。我不相信,就學校這樣子,怎么能培養出好學生來?

后來,有人給我反饋,學生的伙食有了改進。

叁進松村。

那是個冬天的上午,我有足夠的時間認真看看學校。

一個破廁所吸引了我。進去看看,男生與女生廁所的墻只有半人高,幸好孩子們不大,如果都是成人,就沒辦法遮掩了。

再往茅坑里看,糞便從下向上豎了好高,快要與地面平了。

因為我來過一次,學校領導認出了我,他們也追到廁所來。我們就在廁所講廁所的問題,校長不斷點頭稱是:“呂書記批評得對,我們馬上就辦。”教師們都在背后偷著笑。

四進松村。

還是學校,看廁所是否清除了糞便。

那時,快過年了,我從武鄉慰問結束后,與班子成員分手,專門來到松村學校。

學校放了寒假,學生都不在學校。我叫開大門后,直奔廁所。只見茅坑里的糞便又壘起好高,又堅又硬地露出地面。

當時,我特別費解:這么高的糞便,學生怎么還能上廁所?

我離開學校,找到鄉政府,只有一位干部在值班。進門后,我二話不說,讓他找工具。我說去學校。他跟著我就到了鄉中學。

進了校門,我一直往廁所方向走。他見我要到茅坑里掏糞,這下急了,說:“茅糞我們弄,保證一兩天完成任務。”

我批評了鄉干部,說:“再相信你們一次。”我走出來,跟他們一起到鄉政府吃午飯,這時已經是下午兩點多鐘了。

就掏糞問題,《長治日報》還發了一條新聞,倡議全市茅廁都要清理干凈,讓群眾過個清潔愉快的年。按照我的要求,各級干部都去義務勞動──清理廁所。從此,長治市區、農村的廁所比從前清潔了許多。

沁縣凍夜

2000年的1029日,坐車走了好一陣子,我來到一個叫“莊立”的山村,在沒有院墻,坐在屋里就能領略到大山威嚴的一戶人家住下。

與主人張和平拉家常的工夫,女主人端上飯來:一碗稀米湯,一盤厚厚的餅子,當地 人管這餅子叫“鍋盔”。司機見沒有菜,從車上拿了些我從太原帶回長治吃的咸菜。吃咸菜,啃鍋盔,喝米湯,我是一個十幾年的糖尿病患者,主食限量,吃飯主要靠吃菜充饑,百姓生活又一次難為住了我。

于是我向房東要了一壺開水,往稀米湯里加水,半小碗米湯配半暖瓶開水,以求能填飽肚子,耐住饑餓。

晚上在張家住下。沁縣是長治市惟一不產煤的縣,老鄉做飯靠柴火,根本不要奢望暖屋熱炕。我想,要知道群眾有多苦,必須自己多吃苦。市里來的一位同志,看過我休息的房間后,再叁叮囑,晚上睡覺多蓋點衣被。從他的眼神里,我知道冬天已經早早來臨。

過去冬天下鄉,我睡覺一般不脫毛衣毛褲。這天晚上,我索性脫光衣服上床睡覺。那個冷喲,讓我第一次嘗到了當“團長”的滋味。身子在被窩里緊縮著,不敢伸展,靠體溫只能暖熱身旁的一小片地方,再一翻身又是一個冰冷世界。我把床上多余的被子全部壓在身上,只感覺到身上沉重,卻體味不到一絲的暖意,伸手摸摸被子,里面的棉花已經變成了一團一團的舊絮。

屋冷、床冷、被冷,這一夜只覺得特別漫長,特別難熬。我連打了幾個寒顫后,身體開始發抖,這預示著我可能要感冒了。

明亮的月光透過一扇窗戶灑進屋內,狹小的玻璃上落下了一層薄薄的輕霜。我觸景生情,想起了兩句唐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中學前,我一直和家里人住在落陣營的土炕上,寒夜也脫光衣服睡覺,不脫光衣服反倒睡不著。現在怎么就受不了這份冷了?是我官大了,身體嬌慣了?還是脫離群眾的時間太久了?五點鐘,我下決心起床,去外面走一走,想借運動發熱,或許能抵御感冒的侵襲。

一個人在山村里散步。前面突然傳來一陣馬達聲,汽車在我身邊停下,車上下來的是沁縣縣長俞長生。見我裹著棉大衣,說話的聲音沙啞,又連打幾個噴嚏,他對我說:“呂書記,你不能老是這個樣子!你五點鐘起床,想睡到七八點的人就會對你有意見。”我說:“干部就是要靠帶,靠帶頭、帶領、帶動。市委書記每天睡到七點,其他干部就敢睡到八九點?”長生同志哽咽著說:“你這樣拼命干,還有人向省委反映,你得了民心,失了官心。昨天夜里又有人在市區散發誣蔑你的傳單。”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個信封:“你看,這是有人寄給我罵你的誹謗信。”我委屈得眼眶濕潤,想當個好官咋就比當個壞官還難呢?!我同群眾在一起究竟錯在哪里?怎么就得不到他們的一絲同情和理解呢?我感覺到了一種正義的孤獨。我不是可憐自己沒有好結果,而是可憐我們的人民沒有結好果;不是可憐自己受風寒,而是可憐農民不溫暖;更可憐那些想為人民做事情,又怕官僚主義者壓力大的官員。

這天下午,市里召開老干部形勢通報會,我把那封以老干部名義告狀的信讀給大家聽,還講了一年來的工作得失,講了民心和官心的關系,講了舉報和誣告的區別。會議結束時,我請老干部們對我進行公開測評,并將結果公布在《長治日報》上。既然結果絕大多數人認為我無大錯,我就要堅持繼續走自己的路。晚上我又在當天的《長治日報》上批了這樣一段話:各級干部都要帶。帶不動也要帶,哪怕拉車的繩子勒到肉里,也要拼命地往前帶。

那個冷夜的寒氣,使我在以后的半個多月里嗓子沙啞,講不出話來。這是大自然對我長期當官的無情懲罰,我也從中找到了自己和農民不僅是體質更是思想上的差距。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省委書記田成平同志在浙江考察后講給我們的一段古訓:只知國計民生,不計毀譽禍福者上。唯法度者下,愛名節者次之。

長軸拜師

2001年一個嚴冬的晚上,我在長治軸承廠車間勞動時,女工桑彩平手腳麻利,干活不怕臟,不怕累,我請她當師傅,指導我干活。臨走,我問她:“我這個徒弟能幫你干點啥?”她說:“如果能分給我一套平房,從地下室搬到地上,我就心滿意足了。”經我再叁追問,才知道她的丈夫在工廠當了17年工人,至今一家叁口還住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地下室里。我 問桑彩平:“能不能到你家看看?”她說:“當然可以。”

幾天后的一個傍晚,我來到桑彩平家。企業干部說這個房子有十平方米,其實根本沒有那么大,看上去還沒有我們不少干部家的衛生間面積大。門口豎著一個大衣柜,進出時必須側身通過。電視機吊在床的一端,看電視必須到床的另一端。飯桌小得可憐,放下碗放不下水杯。這一切,我看在眼里,愧在心頭。作為共產黨的市委書記,連工人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不能滿足,能不愧疚嗎?多么好的工人,他們只要有個棲身的地方,就能為企業創造利潤,為國家創造稅收。

彩平告訴我,天冷并不怕,最怕的是夏天下雨,潮氣令人難以忍受;家小也不怕,最怕夜里睡覺關上門,空氣不流通,憋得一家人喘不過氣來。

“我對不起你們!”我向住在地下室里的工人道歉。彩平告訴我,住地下室也不僅是她一家。我當即讓市經貿委主任去調查,讓房管局的干部去摸底,全市一共查出住在地下室里的職工81戶。再缺錢也要解決工人的住房問題,我和分管副市長商定,用一年時間讓所有住地下室的職工全部搬進樓房。

職工住房問題,干部作風問題,表現在基層,成因在上層。長軸問題使我又一次陷入苦苦的沉思中。只有解決企業的根本問題,才能使國企走出陰影,走出困境,走向新生!

沁源下礦

2001年歲末,山西煤炭行業雪上加霜。本來就不景氣,從200112月中旬到2002年的1月份,全省范圍內又連續發生了五起煤礦透水、瓦斯爆炸等重大安全責任事故,一時間轟動全國。

長治作為煤炭主產區,2000年,2001年連續兩年沒有發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有人說我們運氣好。我說,是我們的干部在轉變作風中,按照市委的要求,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早起在前,遲到在后;危險在前,安全在后。

20001214日,時近年關,安全任務十分緊迫。我多次在不同地方調研、在不同場合強調,要高度重視武器彈藥庫、銀行金庫、糧食倉庫、物資庫,以及煤礦、看守所、鍋爐等特殊行業和特別防范部門的安全保衛工作。盡管這樣,但我仍然不放心小煤礦較多的高瓦斯區沁源縣。這天夜里,我從太原開完會,專程繞道來到沁源。

夜里9點鐘,我來到通州煤焦公司的晉陽煤礦。這是一個股份制性質的礦井,經理叫任鐵柱,他馬上安排我吃飯。我說:“工人吃啥我吃啥,吃飯不搞特殊化。”他跟著我頭一回來到職工食堂就餐:饅頭燴菜。吃飯間,縣委書記楊民主聞訊趕來。我問他安全問題,他說已經布置了、安排了、檢查了。我問你們去過現場沒有,到過井下沒有?楊書記說抽空去看看。我說:“今天就抽空吧,咱們一塊去下井。”有人推托說:“今天礦上休息,工人不上班,井下不干活。”

我和縣里同志走出職工餐廳,正巧遇上一群穿著工裝的工人。我問他們干什么去,他們回答說:“上班。”我扭頭看了一眼大伙,有人急忙解釋說:“這個煤礦安全條件差,要下井咱們找個好地方去!”我說:“要看就看有危險的地方!”他們略顯遲疑,還是跟著我穿上工作服,沿著斜井往下走。我們先是低頭彎腰行進,后來越走煤層越低,不到一米高。人走在這里,身子弓成了蝦米狀,脊梁還常常會碰到頂板,只能爬著往小洞里鉆。頭頂四周是厚厚的煤層,腳下踩的是污黑的泥水。前面一個工人引路測瓦斯,我們像瓶塞一樣往前擠,大概走了200多米時,老楊說:“呂書記,咱們回吧!”我當時也感到渾身發酸,呼吸困難,體力不支,但還是堅定地說:“見不到工人不上井,前邊繼續查瓦斯。”

在意志和信念的作用下,我咬緊牙關一點一點爬行,每前行一米,就冒出一身大汗。我把前面的目標,當成是自己同人民的距離,走一步就與人民近一步,走一程就離官僚遠一程。我更想到,干部回到人民中也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必須敢于接受各種嚴峻挑戰,敢于與一切困難進行斗爭。

大約又爬了300米,前面有了淡淡的光亮,似乎是工人頭頂上的礦燈,楊書記高興地大聲喊起來:“我們見到工人了!”

來到工人中間,楊書記激動地說:“師傅們,市委呂書記到井下看大家來了。”礦工們停住手里的活,慢慢地抬起頭,一張張黑乎乎的臉,一雙雙黑乎乎的手,一件件黑乎乎的衣服,黑色中轉動著一雙雙帶有幾份疑慮的眼睛。任礦長拉過我,向礦工介紹:“這是市委呂書記,這是縣委楊書記,到井下檢查安全生產。”

工人們激動地說:“別說市、縣書記,就連村支書也沒有到過井下看我們。”五六個人把我們圍在中間,烏黑的臉上流出了激動的淚珠,那情景至今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行動喚起了工人群眾對黨的感情,叁代下井挖煤的老張師傅大聲喊出四個字:“共──產──黨──好!”字字千鈞的動情表述,震撼了我的心靈,堅定了我徹底轉變干部作風的決心,增強了我沿著黨的群眾路線走到底,一生一世不回頭的信念。

井下600多米深處的這一幕,是我人生中的一次特殊經歷。我為工人們的真誠而感動,更為井下惡劣的生產條件而擔憂。他們是用生命的代價換取并不十分富裕的生活!

短時間交談后,工人們勸我馬上離開,因為作業面上條件太差,危險也很大。一位高個子工人說:“您當的是全市幾百萬人的家,您多呆一會兒,我們就多一分不安。”

往回返的路上,我們選了另一條道。路是高了一些,也寬了一些。但坡陡路滑,頭上頂的是一支支下懸的冰柱,腳下踩的是厚厚的冰坡,人走在上面一步一滑,站立不穩,此時我已感到渾身乏力,氣喘吁吁,靠著一位礦工扶著一點一點向上移動。楊書記一邊走,一邊說:“工人一個月掙一萬塊錢工資也應該。”我問他:“給你兩萬元工資,你來嗎?”他說:“叁萬塊也不干!”是啊,金錢的確非常重要,但它必須建立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共產黨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把人民群眾的冷暖時刻掛在心上,幾十年如一日地加強血肉聯系,了解人民群眾疾苦,關心人民群眾痛癢。

快走到井口了。我的體力嚴重透支,實在是筋疲力盡了。兩個工人架著我走到井上,工人們一邊幫我撣掉身上的煤渣,一邊熱情地稱道:“有領導干部為我們操心,家人就可以放心地睡個安穩覺了。”我想,群眾“失望變希望”,關鍵是干部要“不動變行動”。

站在礦井口,我大聲地對在場的干部說,工人在井下歷經千辛萬苦,我們必須千方百計保證他們的安全!在安全問題上,誰也不能有一丁點松懈和馬虎,任何一個差錯都是對人民的犯罪!長治市必須實施細而又細、嚴而又嚴的安全隱患責任追究制!如果誰不能保證工人安全,我們就要讓誰不能保全自己的官帽!

這一年,長治沒有發生一起煤礦事故。

兵營問寒

20001222日,由于連日天氣驟變,襄垣遭遇了十幾年沒有過的寒冷天氣。路上運肥料的牛車躑躅前行,牛鼻孔里噴出蒸氣一般的呼吸氣流,不一會兒就結成了冰茬茬。站在路邊的人們不停地搓手、跺腳、捂耳朵。我站在襄垣西營鎮農田里和農民討論千園萬場的事兒,大家說話都夾著顫音,面對這冷天,在場的人相互會意地報以一笑。

我問群眾御寒準備得怎么樣?老鄉說,縣、鄉已經為困難戶做了特殊安排,牲畜也提前采取了防寒措施。只是天冷,地里干活的人少了,快過年了,也很少有人再忙田里的活兒。我說:“大家辛苦了一年,也該享受一下豐收的喜悅,過個舒心高興的年!”

“今年冬天特別冷。”縣委書記李國峰幾次勸我回賓館,我略加思索后問他:“襄垣什么地方最冷?”國峰同志說,還是山里最冷。縣城西面10公里處的一條溝,平日無風也飛塵,一冬積雪不化,奇冷無比。天一轉涼,襄垣群眾就詛咒那條冷溝,好像所有的寒氣都是從那里衍生出來的。我好奇地追問:“溝里住不住人家?”“不住,倒是有一支部隊駐扎在里邊。”“什么部隊?”“武警部隊,看守一個國防倉庫。”我問李國峰:“你去過沒有?”他說:“縣里每年去慰問一次,去過的人沒有不搖頭的。”

“就去兵營!”縣領導以為我開玩笑,繼續打電話安排我到縣賓館住宿。我十分嚴肅地重復我的決定:“今晚去兵營住!要到最冷的地方去,到最苦的地方去體會戰士們的生活。”我想,在長治當一把手,不知道什么地方最冷,不知道什么人最苦,就當成了享樂官、庸官。縣里的同志無法說服我,勉強答應道:“我們去準備一下。”我擺手制止他們。

沿著一條蜿蜒曲折的小路,我們驅車到了武警支隊二大隊四中隊。戰士們列隊歡迎我們,雖然只有20多名軍人,但他們筆直整齊地排列在院子中間。大隊長要我給大家講幾句話。此時此刻,我說點什么呢?“同志們,只有一句話,你們為了人民的事業辛苦了!老區人民感謝你們!”

到了吃飯時間,部隊特意把我安排在小餐廳里就餐。我說要和大家一起吃,中隊指導員便帶我來到戰士食堂。幾張破舊的餐桌,幾把拼湊起來的木凳,一個取飯的窗口。飯廳沒有了那份熱鬧和暖意,冷冷清清,空空蕩蕩。我索性走進廚房,掀開一只大籠屜,里面全是冷饅頭,只有一口軍用大鍋里散發出整個屋子里少有的熱氣。我問排隊打粥的戰士:“你們就吃這些東西?”指導員以為我嫌飯的質量差,忙解釋說:“不知道領導要來,沒來得及準備。”一個小戰士聽懂了我的問話,他點點頭說:“剛來時不習慣。日子長了,大家就把苦當成家常便飯吃。”指導員說:“初到這里的戰士沒有不掉眼淚的。”坐在餐桌旁,有人替我端上飯來:冷饃加菜湯。這里資格最老的老兵告訴我:“您是我們建隊以來到過的最高首長。”

晚上,我讓隨行的人回縣里,一個人住在兵營里。屋子不大,但比較干凈,我和衣睡下。夜里西北風吼個不停,吹動門上的棉布門簾,發出□□啪啪的響聲。松濤聲此起彼伏,組成了這山溝里獨有的寒夜曲。

早上五點鐘,起床后,我才發現這是一條被大山環抱著的狹長深溝。這個沒有多少綠色、沒有什么生機的院子,還是溝里條件最好的地方。我問剛剛從山上值勤回來的戰士,他們說能回這里一趟,就像進城一樣高興。

戰士們擔負著方圓近百公里的護衛任務。山上的每個崗哨只有兩個人,工作生活異常艱苦。戰士們一星期下山一次,消耗品一次備齊,吃水要步行幾十里才能找到水源。大雪封山后,他們的日子就更苦了,取暖靠劈柴,做飯化冰雪,乏而無味的生活考驗著一批又一批血氣方剛的后生,鍛煉出一代又一代的武警衛士。

到過這里的一位記者說,只有到過襄垣武警兵營,才能體會到“艱苦”二字的真正含義;只有來到戰士中間,才會懂得誰是最可愛的人。

后來,我從長治武警支隊聽說,二大隊四中隊是全省武警條件最差的基層連隊。我為這些英雄戰士感動,和同來的同志商量,地方有責任有義務幫助改善這里的戰士的生活和工作狀況。

聽了一夜寒風狂吼,我們形成了一個雙擁工作思路,長治擁軍要做到“七不忘”:平時不忘戰時,市場不忘戰場,做事不忘軍事,待人不忘軍人,抓教育不忘國防教育,抓培訓不忘軍訓,研究投資不忘軍隊建設投資。

我在80年代關心和支持國防后備力量建設工作時,曾講過這么幾句話:

站在個人主義立場看國防,是與己無關;

站在本位主義立場看國防,是額外負擔;

站在國家、民族立場看國防,是休戚相關。

長治市財政撥款1500多萬元,為軍分區新建了一棟設施齊全的現代化辦公大樓;倡導并建立了每年底,由各縣(市、區)委書記、人武部黨委第一書記向軍分區黨委進行一次黨管武裝工作述職制度;全市建立了黨管武裝工作責任制,實行一年一鑒定責任書,每半年由市委督查室、市人大辦公廳和軍分區政治部進行一次督查通報;號召在全市開展全員軍訓活動,組織編寫了適合干部、工人、農民、學生、民兵預備役人員特點的五本共160萬字的《國防教育教材》;實行政策公開、承接公開、待遇公開的辦法,先后安置隨軍家屬185人,使全市實現了無軍屬待業;積極倡導行業擁軍,教育部門實行了軍人子女可在全市范圍內任選學校就讀,學費半價;商業、服務部門全部實行掛牌承諾和軍人優先制度;旅游部門實行軍人游覽旅游景點全免費;交通部門實行乘坐公共汽車,停放軍車和自行車全免費;城建部門在市區建起了叁個“擁軍園”和一條“擁軍路”。2000年,長治市首次被命名為“全國雙擁模范城”。

在這樣一個思路指導下,長治擁軍熱潮一浪高似一浪。2001年“八一”前夕到2002年年底,大單位、大企業、大集團、大老板紛紛伸出熱情之手,有錢出錢,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婦女同志納鞋墊,市民積極獻愛心,個個爭先恐后,擁軍場面熱鬧非凡,全市共收到捐資500多萬元,我們用這些錢建立了擁軍基金。深入開展優撫優屬活動。北京軍區在長治召開民兵參建現場會,政委杜鐵環中將為群眾的擁軍熱情翹起了大拇指,說上黨老區永遠是一座不倒的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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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風雪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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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黎明即起外出走走。不是聽到哦陣陣高音喇叭聲,仔細辨別,卻不知是何緣故。

經過幾次反復之后,我問當地人,他們告訴我,這是回族同胞集中人的方式,阿語叫“板克”。每天早晨5點鐘準時響起,聽到這聲音后的穆斯林教徒就自覺到清真寺去聽講《古蘭經》,接受傳統學習。

長治市區有3萬多回族兄弟,是當地整體觀念很強的優秀群體。原因是他們不斷接受這種特殊方式的教育。信仰的力量,產生出了這種不懈怠民族精神。

回族聽讀《古蘭經》如此,天主教徒念《圣經》也同樣,早晨6點起床,聚在一起接受著觀念的洗禮。五臺山上的佛教徒大約也是5點多起床念經。

教會有他們的傳授方式,抗戰時期是“閻老西”也有一套治軍之策,在克難坡,閻錫山早晨五六點給三軍將士訓話,也是一種信念在起作用。

這又使我想起,“四清”運動時,山西省副省長王中青在我老家大同縣落陣營村堅持每天早晨講黨課的故事。

這些記憶猶新的過去讓我陷入深深的沉思。

經歷“文革”動亂后,人們的思想觀念變得現實了,也破除了不少現代“迷信”。但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在市場經濟和商品社會里,當一部分人的錢袋鼓起來的時候,困擾人們的不僅是金錢,更重要的是精神!

人是需要精神的。一個人必須有一種思想支配,一團體、一組織必須有自己的目標和信仰。人要有奮斗方向,組織要有規矩,政黨團體要有一個精神的支撐,這又往往必須通過長期艱苦細致的宣傳教育來維護。因此,我們黨的黨章修改過多次,講黨課的傳統始終保留著。

回族群眾讀《古蘭經》天主教徒念《圣經》,閻錫山訓話,而我們,一個擁有幾千萬黨員的執政大黨,更應該時常對黨員進行教育。

重操起過去幾十年的傳統,我給長治的黨員上黨課。開始有人不理解,有人說太古板,還有人取笑我幼稚。我堅持我的做法;黨不管黨不行,黨部教育黨員更不行!

長治的黨課活動,就這樣風風雨雨堅持了三年。

從脫貧想起 ?

2001212日,下著大學,按原定任務,我要帶領是機關直機關的同志到沁縣最窮的地方蹲點。

望著漫天飛舞的雪花,我第一個坐上中巴車,其他干部也跟著上了車,我說一聲:“出發!”車輪便碾著厚厚的雪“呀呀”前進了。

春節剛過,農戶門口的大紅春聯仍在傳遞這過年的喜悅,但畢竟遮不住處處流露的貧窮。

“豐年好大學,良種入土志如鐵。”我改了一句《紅樓夢》里的話,寓意毛澤東主席曾經講過的精彩論述:“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大地。我們走到哪里,都要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結果。”

走下中巴車,我和下鄉的同志踏著厚厚的積雪,徒步分頭去了各自的蹲點村。

晚上,我住在離漳源4公里遠的北河村。村民劉懷慶家是我的聯系戶。

劉懷慶今年51歲,是個老實巴交的莊稼漢。他上有70多歲的岳父岳母,下有3個閨女1個兒子。弟弟也和他住在一起。

老劉種有15畝地,一年打糧食3000公斤;喂著一頭牛,去年買牛收入600多元。像他這樣的狀況,在村里已算相當不錯。

吃完飯,老劉的妻子去廚房收拾,我和他算起“收入帳”。一筆筆算下來,他全家8口人一年收入不到6000元。由于糧食未干,玉米還沒賣出去,6000元里還有不少估計的成分。

我說:“老劉,你家生活并不富裕,收入不高,今年有什么打算?”

“唉,想買輛拖拉機,就怕貸不上款。”老劉說。

“貸多少?明年能不能還了?”

老劉說至少得三、五萬元,至于買上拖拉機怎么搞,心里還沒個譜。

顯然,貸這么多款并不適合于老劉的家庭。我建議老劉把全家人動員起來,除了兩個閨女已外出打工,讓兒子也出去!妻子在家養50只雞,安上兩臺“小白龍”,把旱地變成水地……

這樣規劃一番,老劉家年底收入能達到9100元。老劉兩口子聽了,臉上攏不住地笑。

一會兒,村委主任周錦清來了,錦清今年40歲了,妻子在村里學校當老師,家里開著小商店,年收入能達到1萬元。錦清說了許多村里的事,不知不覺已是夜里11點了。

解決脫貧問題必須抓住黨員,解決黨員問題必須抓住教育,教育黨員當從黨課做起。 ??????????????????講黨課,我讓周錦清通知黨員,明天早晨,我給黨員上第一堂課——治窮!

一個窮支書

一早醒來,已是530分。地上、屋頂和樹枝上的雪在黎明前的夜色中閃著光亮,天色已泛晴朗。

一出門,村支書劉新懷已站到門外。我們倆深一腳,淺一腳,踏著積雪來到了北河村小學。

這時已是6時整。全村28名黨員、60歲以上的有11名,差幾位沒有來。我看見大家都空著手,沒有帶筆和本,便問:都會記吧?大家說會。我便說,下次我給大家買本、買筆,上黨課都帶上。

“一個村搞得好不好,關鍵看黨支部。黨支部要搞好,支部書記、副書記、支委要帶頭苦干。有吃苦的事情,別人不愿干的事情,群眾要求解決的事情,支委要帶頭,自覺當好‘三個代表’。”

我在漳源的第一節黨課就這樣開始了。

我問:“誰能說說‘三個代表’的內容?”

幾個黨員站起來,都沒有答完整。

我把‘三個代表‘具體講了一遍,又問:“能明白先進生產力嗎?”

一個叫周俊文的黨員站起來回答:“叫老百姓致富。哪里能打工掙錢,就發動大家出去;拍賣‘四荒’,引導老百姓達到小康水平。”

我說回答的很好,算是把先進生產力的含義用活了。

村支書劉新懷坐在最前面,他年紀不算大,卻已顯得滿臉滄桑。穿著一件破舊的棉襖,袖口處露出白中泛黑的棉花套子。

21世紀的中國農村,竟然還有這樣的農村領頭人形象。我不知是心痛,還是生氣,批評了他幾句:“一個支部書記,穿得破破爛爛,你怎么去當‘三個代表’?你不帶頭致富,怎么去說服別人。村支書帶頭定計劃,今年收入要比上年增長的多少?”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了解到,劉新懷在北河村當了3年多的村委主任,3年年前被選為村黨支部書記。1999年,他買了村里的9間舊房,欠下了8500元的債務。全家種著10畝地,一年能打千把公斤糧食。顧了吃顧不了花。兒子26歲還沒有娶媳婦,家里負擔很重,不要說帶領全村人致富,就連他自己都在貧困線上掙扎。

7點多鐘黨課結束了,我讓老鄉給我找來一把鐵鍬,和黨員同志一起來到大路上,開始鏟雪、掃雪。

這時,天色已亮,家家呵呵開了門,孩子們背起書包走在一條已經掃去雪的寬路上,他們邊走邊好奇的盯著我們這支掃雪隊伍。

中午時分,剛吃過飯,劉新懷來找我。這個看上去剛直的莊稼漢,此時竟有些扭捏,大概是因為我早晨批評他的話太嚴重了,上了他的自尊心。我趕忙請他坐下。

“書記您批評的對。”雖然天冷,劉新懷的額頭還是沁出來汗珠。“早晨回到家,老婆說您講到了要害處。他說咱家都窮到了這份上,怎么去帶全村人致富?婆娘家見識都比我強,她說,你當干部不出門,干脆我出去打工吧!”

有點意思,巾幗不讓須眉,我便說:“她真能走出去?你把她叫來。”

一會兒,劉新懷和妻子韓玉仙匆匆趕來了。我站在車前等他們,因為要馬上趕路,去太原參加明天開幕的省人大會議。

一看韓玉仙便是一個精明要強的農村婦女,離我還有一段距離就熱情地吆喝著打招呼。我問:“你出去想干什么?”

“農家人,沒有什么手藝,會種地,城里又用不著。干些家務照看孩子當保姆沒有問題。”韓玉仙說話幾乎不用思索。

“當保姆是個苦差事,你不怕吃苦?”

“不怕,再吃苦也比守著窮強。”

“這就好,我幫你聯系。”

第二天,《長治日報》一版打出了一則扶貧廣告:“自愿進城當保姆,歡迎各位幫我忙。”幾天來,打電話詢問的人絡繹不絕,最后篩出5家。韓玉仙稍做比較,選定了一件伺候老人的活,月薪200元。

42歲的玉仙嫁到北河村的20多年中,只去過一次長治、上過一回太原,縣城都很少去,基本上是守著家庭過日子。

一星期后,接韓玉仙的車開進了北河村。

這回,支書老婆要外出打工,全村人都趕來送行,看新奇。玉仙的眼哭得通紅,淚水在眼眶里直打轉,臉上卻笑著,不斷跟鄉親們念叨:咱老百姓,啥哭都能吃,啥罪業能受,就是想不出甩掉窮的好辦法。現在政策好,咱都是大活人,人家電視、沙發,什么都有。再看咱這家,就這一盤土炕。大伙來了連個坐的地方都難找,我出去掙點錢,補貼家用,心懷在家好好思謀思謀,選個好項目,幫大伙一起富起來。

車啟動了,玉仙趕緊交代新懷:“回吧,我不再家你多注意身體,看好咱家的牛。”

小車很快沒了蹤影,新懷卻從此找到了生路。

這是上黨課以來漳源第一個走出大山上人,十幾次的黨課過后,漳源走出去打工的人增加了3000人。我們大約算了一下,僅此一項,鎮里可增加年收入近千萬元。

80歲黨員聽黨課

2001214日,我在太原參加省人大會,當天的會議結束時已是晚上8點了。

省城的街頭早已華燈綻放,一片輝煌。從太原到漳源有兩個多小時的路程,我決定連夜趕回去,明早再給黨員講第二次黨課。

212日開始,市里陸續組織了60名干部進駐漳源鎮的32個行政村蹲點調研。市委副書記王進卯和副市長常反堂也同我一樣分別住在另外兩個村。他們早起講黨課,白天搞調研,晚上和鄉親們座談討論。

夜里11點,我來到了進卯同志蹲點的交口村。雖是夜深天寒,但這個村里卻顯得格外熱乎,許多村民聚在一起,談論著趕走國民黨反動派幾十年后,怎樣在趕走有一個敵人——貧窮。

第二天早晨5點多,我從交口村老鄉家來北河村,繼續給黨員上黨課。隨后的近十天里我一邊參加省里召開的“兩會”,一邊連續幾次趕150公里的夜路回來。早晨6點鐘給黨員們將黨課,然后再反往省城開會。

23日那天,“兩會”結束,我從早晨到晚上10點多,先是北河,后又趕到沁源縣成和沁新煤焦公司、長治軸承集團有限公司,一天講了四次黨課。

這樣的穿梭往來,說不累是假的,但我就是這種急躁的性格,被人說我天生的受罪命。

大概是講第二次黨課的時候,我猛然發現聽黨課的黨員中多了一個年事很高的老婆婆。一問她今年已超過80歲,姓宋。老人家說:“呂書記給俺們講黨課,我也是個黨員,也有聽黨課的份兒。”

一旁的黨員告訴我,老人家是村里最老的黨員,抗戰時就開始搞婦聯工作。聽說我要來講黨課,她讓兒子用獨輪車把她送到小學校。

還有一位老黨員,住在離學校較遠的一個自然村里,為了聽黨課,他凌晨3點就起床,打著手電往學校走。不到5點鐘,他就走進設在小學校的黨課教室。長治電視臺的記者問他有啥感想?他說,打從聽開黨課,才清楚自己是個黨員。黨員就不能整天睡懶覺,要帶領群眾一起干!他跟人講,聽黨課是一種光榮的“待遇”。

喬村寒夜感受真 ?

快要告別2001年的時候,冰雪覆蓋著的沁縣喬村,1213日迎來了一批客人。我帶領市委辦公廳機關的30多名干部來這里下鄉,與群眾“三同”。

數九的第二天,天氣格外冷。在去沁縣的路上,我通知縣委,給我們選一個最窮、最困難的山村去工作。

晚上7時,我來到王治川家。這戶家庭的男主人算是村里的能人,讀完高中返鄉務農,養牛、種菜、外出打工,一年收入4000多元。在他的這筆賬下,供養著他的父母、妻子、一雙兒女,家庭的擔子不輕。

王家把新房讓給我住,床上的鋪蓋是他們家舍不得用的新被子,屋里還有蜂窩煤爐子。

吃過晚飯,我想打幾個電話安排工作,手機只能在院子里用。零下20度的天氣,站在冰天雪地里,身上披著棉大衣,腳上穿著厚棉鞋,剛從口袋伸出來的手很快就凍麻了。再換另一只手,就這樣反復幾次,兩只手都沒有了溫度。簡捷通話后,我到村子里繞了一圈,寒星點點,冷月如鉤,山村靜得只能聽到嗖嗖刮起的西北風。

燒柴做飯,取暖靠天,對沁縣人的這種苦我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但真正的冷還是在這個夜里。

主人把爐子封上,隨同的干部告訴我睡覺時要頭朝里面,門口的風會很冷的。聽了忠告,我把枕頭放到墻角處,頭向里,腳向外,這個小小變化改變了我用臺燈看書的習慣。

這次我不敢脫毛衣毛褲。

睡到夜里,頭邊感覺到了冷風,從外向內,有股刺骨的寒冷。起初,我想,腳下有風,那是從門縫刮過來的,頭邊有風是何緣故?可能是心理作用吧?繼續睡覺,漸漸地更冷了,我試著將兩只耳朵換位避寒,頭卻無法得到保障。

夜越深,風愈大,屋越冷。我把放在枕頭邊的手電筒打開,下意識地看看墻壁,兩條裂開的墻縫從屋頂到床邊,再伸頭感覺一下,果然風由此而來。我幾次嘗試擋風的辦法,卻都沒能成功。

覺是睡不成了,頭腦卻異常清醒。我躺在床上想起了很多往事:兒時,母親每天早晨先為我用身體暖熱棉衣,再穿在我的身上。父親怕我冷,先將帽子在自己頭上捂熱,再戴在我的頭上,天下疼愛莫過于父母。母愛是最純潔、最偉大、最令人終身難以忘卻的愛。今天,我身居一個地方的要職,人民像父母一樣關愛我們。自己舍不得用爐子,卻為我點燃了熱火;自己騰出暖房住冷屋,把最好的被子給干部取暖。想盡一切辦法讓我們在鄉下吃好住好。人民的情,來自于對黨的熱愛、對黨的崇敬,人民是最可愛的。

人民最可敬。為了響應市委提出“村村通水泥路”的號召,喬村的老百姓每戶賣掉50元錢的玉米捐資修路。鄰村的修路工地塌方,一位小青年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人民最可靠。市委辦公廳的幾位女干部早晨起來找不到自己的皮鞋。原來,房東大嫂怕皮鞋被老鼠啃咬,夜里拿走放到了大嫂房間的柜頂上。

人民最可憐。在筑路現場,我親眼看到,一家人中的爹來了,娘來了,媳婦也來了,連剛會走路的小孩子也被拉到了工地,放在冰天雪地中,小臉凍得青一塊、紫一塊。在工地干活的群眾誰也不戴手套,我對秘書長說,大家省一省,給群眾勻出一副手套來。我們少抽一包煙,就能溫暖一顆心。

人民還是最可畏的。面對如此好的群眾,面對如此英雄的老區人民,我們有什么理由不把權力交給他們,讓他們來評價干部,決定干部的取舍?只有讓人民掌握干部的命運,長治才能營造出一塊讓人民放心的“凈土”!我把所見所想寫成講黨課的提綱:干部行動上由懶變勤的關鍵是思想上要從官本位變為民本位。

早晨6時,在小學校教室里,我給農村基層黨員和來下鄉的機關黨員上黨課,談了我的五點感受:人民最可愛,人民最可敬,人民最可憐,人民最可靠,人民最可畏。

黨課后,下鄉的干部都講出了一番發自內心的感慨。為了給一位干部取暖,老鄉不惜把過冬的秸桿燒了一整夜;第一次到農村的機關大學生,吃不下老鄉做的面條,然而他揭開老鄉吃飯的鍋,里面卻是玉米做成的糊糊,家里的小孩還眼巴巴地盯著干部碗里吃剩的飯。

國企:解困從反腐開始

2001223日,我帶領機關干部到長軸蹲點,要求他們以普通干部身份出現,以普通工人出面,認認真真搞好“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扎實深入興“三問”:問生活變感情,問問題追根源,問措施下決心。

“長軸”就是長治軸承集團有限公司,這家公司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幾大軸承生產企業之一,曾創造過無數個中國之最。改革之初,它曾作為典型而風靡三晉大地。

然而好景不長,10多年的時間里,企業卻債臺高筑,效益急劇下滑,工人領不到工資,成為全市最困難的國有企業。選擇長軸蹲點講黨課還有一個直接原因:前幾天,工人曾經打著橫幅標語堵過市委的大門。

晚上8時,我來到大會議室,給長軸的黨員干部講黨課,結合長軸困難情況。講了要依靠職工群眾,要發揮黨員的模范帶頭作用,要為職工謀利益。這天晚上,我住在工廠辦公樓里。

聽說廠里住進市委書記,幾個工人來反映企業情況。我憑借自己當了10年省體改委主任的工作積累,認為長軸要走出困境,必須完成規范化改制,實行兩權分離。還要分塊搞活,走模擬股份、一廠多制的路。

不等我繼續往深里說,一個工人插話了:“呂書記,您還是不了解企業,摸不透工廠里的情況。”

我有些納悶,企業經營不景氣,為啥又不積極搞改革?

17歲就進廠做工的退休師傅趙根祥說:“呂書記,您剛才講的這一套套都在理兒,但長軸現在還輪不到搞這些,還有比改革更緊迫、更讓工人傷心的事。”

我不明白啥事比改革還緊迫?

趙根祥從口袋里拿出幾頁紙,一字一句給我念起來:

“過去每月生產用鋼材500噸,現在每月用料高達900噸,產品沒有增加,鋼材哪去了?這是問題之一。”

1993年,軸承走俏,廠里放著大客戶不做,偏偏去找個體戶經銷,售價比過去的固定客戶還低,為什么?廠長吃回扣。這是問題之二。”

“材料進廠有貓膩。董事長的兒子負責進原料,購進的材料就像木材一樣,手一掰就彎,一折就斷!而且進價比市場還高出1000多元。這是問題之三。”

“幾個心術不正的人合謀,用一張假發票,私分了整整一列車煤炭巨款。這是問題之四。”

“頂賬回來的汽車、價值十幾萬元的東西不翼而飛,事情過了幾年,竟然無人過問。這是問題之五。”

“一卡車的軸承,從工廠到火車站也就兩公里左右的距離,出了廠門拉不到車站就被私分。這是問題之六。”

“一年的原料成本無端增加了800萬元,而工人12個月領不到工資。這是問題之七。”

“呂書記,您說,長軸啥事最緊?啥事最急?不是企業改制,而是干部腐敗!不是T人不想改革,而是干部腐敗把企業改革變了味!”趙根祥師傅氣得手在顫抖。

我感到陣陣冷風吹到背上。天冷,沒有工人的心冷;地寒,沒有腐敗干部更讓職工的心寒。

一樁樁、一件件的腐敗案,讓人氣憤、發栗。我拿起電話,找到市紀檢委書記曹燎原,請他立即到廠里來。曹書記來后,再次聽了幾個黨員職1==的講述,立即決定:“組織人馬,徹查,嚴辦,挖出企業的蛀蟲,懲治腐敗,教育犯錯誤干部。”

一個企業的發展與否,并不僅僅是一個改革不改革的問題。在許多企業,腐敗像一個毒瘤,嚴重危及著企業的生命,極大地傷害了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不鏟除腐敗,就難以讓企業走上改革的軌道;讓腐敗分子去參與改革,只會把企業改上死路。

國企解困,這是一個更深層的新命題!

與工人的一席長談,我感到工人是偉大的,而我們則是非常幼稚可笑的。深入長軸,讓我更深領悟:如果腐敗泛濫,一切改革就只會勞而無功!

市紀檢干部進駐長軸后,立即對長軸存在的腐敗問題進行調查。不出半個月,長軸駐武漢、沈陽、天津的經銷站以及供應公司等部門的40余個經濟問題,一一水落石出,23個有問題的企業干部受到重處。

一個個問題,讓人觸目驚心;一筆筆贓款,沾滿了工人的血汗;一個個犯嚴重經濟問題的干部丟官,贏來了工人們的一片喝彩。部分停產的車間開工了。

早春的清晨依然寒冷,但我感到,久久埋藏在長軸人心中的堅冰正在消融,一股暖流正在他們的心中激蕩。

市長張兵生、市紀委書記曹燎原等同志把長軸的經驗推廣到其他類似企業中,同樣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工人們說,沒錢不怕,沒有市場也不怕,最怕的就是有的領導干部沒了良心。

群眾永遠是先生

38日早6時,我在長軸開講第二次黨課,黨課的主題是:工人是主人,領導當學生。

你這天早上,長軸的大會議室里燈火通明。不足6時,已經擠滿了人,熱氣騰騰的場面,使我的心和工人們緊緊融在了一起。

我平息了一下起伏的心情,說:工人是企業的主人!剛解放時,工人成了政治和經濟上的主人。但由于當時實行舊的計劃體制,工人是主人,但決定不了工廠的領導人,領導人由上級黨委決定,工人不能決定干部,就未必能當家作主。

改革以后,工人要由所有制的主人發展為決定干部的主人。有管理能力的要當管理的主人,有資金要當股份的主人,總之,大家都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主人。工人要逐漸成為名副其實的更為具體化了的主人。主人就是要決定工廠里的大小一切事務!工人不光領工資,還要分享企業的利潤。這也正是我們今天改革的目的。

工人是主人,領導就必須當學生,不能坐著指手劃腳指揮別人。長期以來,在領導機關形成了一種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干部總覺得自己比群眾高明,其實錯了。干部只有源于人民,深入實踐,才能減少失誤,把握方向。

一個話題,整整講了兩個小時。數千工人的滿腔熱情給了我靈感,使我一下子把來到工人群眾中的真切體會全講出來。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張懷文和副市長李清廉同志也接著我的話題引申黨課內容。

在會后討論中,一位在軸承廠工作了32年的老工人對我讜“呂書記,工人是主人翁,這口號不知提了多少年了,但我們卻感到工人越來越作不了主了。您這一講,我們才清楚,不讓丁人說了算,改革就變味了,真正的改革,就是要讓工人當家作主人。”

我多次住在長軸,黎明即起講黨課。

我把自己的思索和在長軸所調查到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歸納成九個不同的群眾觀點,作為黨課的內容:

工人是主人,領導當學生;

工人是主人,就得說了算;

工人是主人,政府服務好;

工人是主人,自己救自己;

工人是主人,改革打先鋒;

工人是主人,虧損愧群眾;

工人是主人,干部動真情;

工人是主人,責任記心中;

工人是主人,干部變作風。

長軸改革的震動 ?

全市人民向長軸投來了關注的目光,期待這家全市最大的虧損企業重振雄風。當久病的長軸遭到啟動資金的困頓時,一雙雙援助的手伸了過來。

2001322日,這是一個令長軸5000余名工人永遠難忘的日子。

早晨6點時,我在長軸第五次講黨課。市委、市政府的幾位主要領導也來了,不少縣區和企業的領導也來了。黨課一結束,得知長軸面臨資金困難的消息,屯留、襄垣、黎城、城區、郊區等縣區自愿借資相助,壺關常平集團、三元煤業公司的企業家也慷慨解囊,短短不到1個小時的時間,借資高達380多萬元。

更為感人的是,這次黨課場景經電視現場直播后,牽動了更多人的心。

市供水公司經理張長生沒等看完直播,就馬上趕到現場,代表職工拿出了20萬元。

潞城市潞寶集團總經理、全國人大代表韓長安帶來20萬元現金借款,當場交給長軸。

太行制藥集團董事長李林葆在外地出差,企業工人給他打電話,李老板當即拍板,派人拿出20萬元,送到了長軸。

聽說工廠要恢復生產,在長軸干了50多年的老工人趙慶龍,把自已辛苦積攢起來的錢,不!應該說是用血汗和淚水換來的錢,拿到了財務處。9000元,他解開一層又一層的包布,神情凝重地交給財務處處長。

在一個長期虧損的企業職工家庭,9000元,意味著什么?是一筆比生命還珍貴的錢。老人在企業拼死拼活,一個月只有120元工資,就這么點錢還常常不能按時領到手。他一身省吃儉用,恨不能把一分錢掰成幾瓣花。就是這樣一位極其困難的職工,能把他畢生的積蓄獻給企業。老人的這份企業情,與那些企業的蛀蟲們形成了多大的差別!

我也把5000元稿費借給了長軸。廠領導到我家取錢時,感到很慚愧,說:現在都是給領導送錢,我卻從你家取錢。我說,你帶著大伙好好干,經濟上去了,再還我。我聽說,市里領導和不少中層干部都自愿地把錢借給了困難企業。

上午8時,我們要離開了,成群結隊的長軸職工站在路邊,目送我們。我清楚地聽見一個老工人在說:“黨有這樣的干部,不論走到哪里,我們都愿跟著干。”這是群眾對黨的褒獎,對我們的信任和鼓勵,也使我們感到有巨大的壓力。

2001年里,由于掃清了腐敗障礙,長軸的各項改革迅速推開,工人推選自己信任的干部,開了長治國企民選干部的先河。模擬股份制像驚雷般震動了長治的所有國企。一系列積極舉措,群眾熱情高漲,社會支援空前,失去的客戶重新找上門來。發誓不與長治共事的單位又恢復供貨。機器轉動了,市場啟動了!

2001年,長軸當年減虧400萬元。

黨課“熱”的“冷”思考

長治講黨課成了抓好黨建工作的一大特色。

三年間,我在農村帶著問題講,在企業遇到困難講。只要遇到難辦的事,我們就用講黨課的方式來解決。

機關不同于基層,要讓干部接受黨課教育,就必須下一番苦功。

2001129日,我經過很長時間的總結修改,把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分為48個方面,一條一條講給機關黨員聽,為什么我們要堅持聯系群眾,怎樣去深入群眾,從立場、觀點,講到方法、感情,我講得興奮,大家聽著過癮!

市委機天有一個會議廳,能容納600多人。這天有人統計說至少來了兩千人。講完黨課后,有位老干部拉住我說:“呂書記,我們都想聽,以后講黨課能不能在電視臺轉播?”接受了老同志的建議,以后只要在市里講黨課,我們盡量搞電視直播,目的是為了讓更多人受教育。

2002221日,第二次給機關干部講黨課,我把對吃苦精神的感悟寫成一篇文章,發給大家。請老勞模申紀蘭主講,我主持,效果非常好。大家通過現場聽講,從申紀蘭精神中也受到了深刻的啟迪。

2002430日,在市直機關第三次講黨課,這次我講責任:責任與公開,責任與職位,責任與自逼,責任與壓力,責任與問題,責任與追究。

這次聽黨課有了區別于往常的內容。前一天,市委通過媒體重申上黨課采取的“三自”辦法:

自愿,誰想來誰就來,不想來也行。聽黨課不搞強迫命令。

自便,聽課對象認為方便就來,不方便可不來,不簽到,不考核,不計入個人工作記錄。

自費,主要指住家路途較遠的同志,盡量不要用公車,打車的費用也不準到單位報銷。我每次上黨課都是騎自行車去,我能辦到的,也希望同志們不要因為上黨課而搞特權,把聽黨課受教育的效果打了折扣。

以后,我們給機關干部講了多次課,都用這樣的辦法。

講黨課在長治已經滲透到各個領域。我應邀到中央駐市企業講過黨課,還到長治醫學院給大學生講,到醫院,到黨校,到各個系統講。也到太行八路軍總部所在地王家峪、太岳軍區所在地沁源閻寨村講,甚至還給街道的“小巷總理”們講。只要有人請我,只要能擠出時間,講黨課,我義不容辭。

2000年以來,長治的市級領導不斷到基層講黨課,各縣區和單位也自發地講黨課、聽黨課。凌晨6點,整個上黨大地,在會議室,在政府大院,在學校課堂,在車間餐廳,常能見到人群聚集,常能聽到黨課聲聲。

一個村支書對我講:“呂書記,說句真話,盡管我當著村支書,總感覺是一個擺設。現在,我才弄明白了,支部是黨員和群眾的家,要靠黨員帶大家。”

一個企業黨總支書記對我說:“以前講黨課,總是念文件,講黨章,很少將黨課和企業實際結合起來。現在我們講黨課聯系實際,離得現實近,所以大家愿意聽。”

也有朋友問我:“老呂,你每天起早摸黑,自己受罪不說,還把那么多人都折騰起來,睡不成覺,你覺得合適嗎?

也許,許多問題,我只想了一面而沒想到另一面。但,在選擇正義的時候,也只能有一面,而沒有另一面。講黨課也是這樣,黨章要求開展“一課三會”,因此,黨課我們必須一直講,講到黨的宗旨永不忘,講到干部作風大變樣。200110月,長治市機構改革中第一批被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的15名政府組成部門的一把手,剛剛接到任命,我就帶他們到長軸,在我們講黨課的地方,讓他們去體味工人的辛苦,告誡他們珍惜手中的權力。市建設局局長李秀亭說:“如果不是到企業,我們中不少人已約好去喝慶功酒。”我說:“你們就喝職工食堂的稀粥吧,喝了頭腦清醒,辦事不犯糊涂。”

我讓市直的500余名處級“三講”對象,都到困難企業去體驗生活,每人找一家困難戶。市紀委一位新任常委在給基層講黨課時,講了自己到困難家庭的一段經歷:“我幾次提出要和那家人一起吃一頓飯,但主人卻遲遲不動。原來,這個五口之家,連續三年沒有一人領到工資。這家人吃的是昨天的剩飯,就連這剩飯也僅夠他們自己吃。我等了兩三個小時,餓著肚子回家了。我不為沒有完成任務而沮喪,而是從這次未吃到的晚餐中悟出了一個道理,人民群眾的一時一事,足以讓干部去深刻領會一生一吐。”

我在長軸講了第九次黨課后,一位老工人在大食堂拉住我說:“我錯怪了黨,個別壞黨員辦的事,不能記在黨的賬上。”我在公共場合處理了毆打自己母親的兩個青年后,又一位市民拉著我說:“兒子辦了壞事,不能記在母親的賬上,就像個別黨員的墮落,并不代表黨組織整體。”這兩件事,深深觸動了我,我在機關針對黨組織和黨員的關系問題講了一次《黨和黨員是母子關系》的黨課,共31個方面,我把其中的重點列出如下:

一、母子感情似海深,打斷骨頭連著筋。

二、黨員要用千滴汗,洗去母親身上污。

三、黨員要用一腔血,染紅母親手中旗。

四、黨員遲睡延昨天,落實母親萬千言。

五、黨員早起延今天,喚醒干群血肉連。

六、兒是方正一塊磚,東南西北母親搬。

七、兒是光亮一塊鋼,鑄造母親硬脊梁。

八、兒要帶頭敢吃苦,開拓母親創新途。

九、兒要帶頭敢吃虧,激蕩母親改革雷。

十、孩兒帶頭敢惹人,磨快母親反腐刃。

十一、母親有時誤解兒,孩兒不應記心里。

十二、孩子有時不爭氣,不能往母親賬上記。

十三、黨員永遠愛母親,流淚的蠟燭一條心。

十四、黨員永遠愛母親,雪壓的松柏一樣青。

十五、黨員永遠愛母親,春蠶到死吐絲盡。

十六、黨員永遠愛母親,東去的流水唱高音。

十七、母親進軍號聲亮,黨員帶頭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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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千里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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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自行車,我覺得是聯系群眾的一種好方式。走得慢,看得真;體積小,方便行;費力氣,感受深;群眾見,覺得親。平時去不了的地方能去了,見不到的人能見到。從當縣委書記到現在的20多年問,只要有空閑,我就騎上自行車轉轉,有時走得近點,有時走得遠些。日子久了,群眾不僅愿意和我說話聊天,還不時有人坐在我的車后,讓我馱著他四處看看。每逢這個時候,我為群眾沒有把我當外人而高興,我也為成為他們中的一員而欣慰。

我一直強調說騎自行車下鄉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但坐臥車下基層卻不能成為惟一形式。聯系群眾就要用群眾的方式,群眾坐拖拉機、畜力車、公共汽車,甚至騎馬、步行,市地以下的領導干部都應該有這樣的實踐體驗,一年有那么幾次也行。我曾和市長一起坐長途客車去武鄉縣城。因為有人來信反映這一路長途客車不安全。

市地以下干部本來就生活在人民中間,老坐小車出出進進,就會與群眾產生隔膜。使用群眾的交通工具,像老百姓一樣正常生活,才能貼近群眾、了解群眾,帶著感情去關心群眾,進而與群眾建立血肉聯系。

一路民告官

2001年春天,農村忙碌的日子剛剛開始,城里卻迎來了“五一”長假。我想,平時雜務多,不妨趁這個長假騎自行車到周邊縣區的工廠、農村、學校看看。從428日到56日,我和幾個同志先后分兩次抽出五天時間,騎自行車到了郊區、潞城、長治縣、長子的45個村子、12個學校和9個企業,一路行程500多里。盡管騎車辛苦,但遠不能和我看到的群眾疾苦相比。

潞城市羌城村是個離公路并不太遠的村子,街頭扎堆兒閑坐著一群老人。我停下自行車問大家,你們村有什么問題沒有?鄉親們有什么困難沒有?有個老漢直言快語地說:“村干部前年就吃了5。7萬塊錢。我問,去年吃了多少?老漢搖搖頭,說:“去年就不上賬了。”老漢說他叫李安生,老黨員,敢說敢當。“村里賣地得了7萬塊錢,賬上只有幾千塊。”“錢哪里去了?”“大干部花大錢,小干部花小錢,老百姓花不上錢。”李老漢越說氣越大。我對隨行人員說,把這些問題都記下,逐項查清楚,馬上給群眾個明白。一個村子一年吃喝幾萬元,怎能不讓老百姓心寒?在此之前,我們已經做了一個規定,干部下農村必須實行零招待,集體不準花錢招待上級干部。

在長治縣郝家莊村,群眾見我下鄉來,爭著反映村上的問題。一個叫高連生的群眾說,1982年村里變壓器被盜,去年在鄰近的義堂村找到了,大伙一合計把變壓器拉了回來。我們把這件事反映到鄉里,他們官官相護,不問丟失原因,不敢處理當事人。老高還說,過去村里有八輛汽車,一輛吉普車,還有裝載機,現在全無下落。過去給煤站上煤,每年集體收入幾十萬元,錢也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

舞臺廣場上的群眾越聚越多,反映的問題也越來越細,宅基地問題、垃圾問題、打架糾紛問題,等等。我告訴老鄉們不要著急,有問題慢慢說。有人見我有耐心,索性把我拉到問題現場去。

走出郝家莊,我的心情特別沉重。為什么民怨鼎沸?村務和財務不公開是引發各種矛盾的禍根。

路遇當代“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這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一首廣為傳誦的佳作。

在潞城市的一個村子里,我也遇到一位“賣炭翁”,不過不是“心憂炭賤愿天寒”,而是“心憂炭賤怨天暖”。說來,他比白居易筆下的老翁還要年長,還要凄涼。

那天我看見幾個群眾在街心中間閑坐,就停下自行車湊到他們中間,問大家生活過得怎樣?幾個老人指著旁邊一個賣炭老漢,說:“你問問他過的啥日子。”

賣炭老漢是店上鎮馬漳村人,名叫暴二孩,那年已經74歲了。他黑黃的臉上布滿了深深的皺紋,透出飽經風霜的蒼老,骨瘦如柴,無黑黃的臉上布滿了深深的皺紋,透出飽經風霜的蒼老,骨瘦如柴,無精打采。暴老漢站在炭車旁,一邊聽人們談天說地,一邊等人來買他的炭。嘴里還不停地嘮叨,埋怨天氣忽然變熱,炭賤難賣。這時,眾人用手指指他,他呆呆地望著我,像是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

幾位老人勸他:“市委書記問你哩,有啥難事快說吧。”老漢張口就是一串傷心事:“我老伴是個瘸子,孩子是個瞎子,兒媳是個傻子,孫子弱視,一家人就仰仗我一個70多歲的人。”

暴二孩全家5口,老伴先天殘疾,不但腿瘸,眼還不好使。兒子暴銀柱10歲時得了白內障,兩眼摸黑走了20多年路。前年親戚們湊錢才幫老漢給兒子做了一只眼睛的手術。家里過去養了兩頭牛,靠賣牛的收入,老漢給JLY-娶了個患有癡呆癥的媳婦,生活同樣不能自理。小孫子12歲,遺傳白內障,出門看不清路,有一次不小心撞到了汽車上,老漢東籌西借湊了些錢才算保住了孫子一條命。一家人的生活重擔全落在這個70多歲的老人身上。為了生活,他不得不每天凌晨三四點起床,到遠處的煤礦拉上炭,然后沿村叫賣。賣光一車炭,能賺到10塊錢。就這樣,老人苦巴巴地維持著這個不堪重負的家。

老漢不怨天、不怨地,只怨命運捉弄人。“不說了”,他拿起鞭子就要趕車上路:“家里人張嘴要吃飯,伸手要花錢,我這車炭還在驢車上。”

“賣炭嘍……”,撕肝裂肺般的叫賣聲,聲聲凄慘。

我急忙攔住老人:“你慢走,我是共產黨的市委書記,有責任幫助你。”我讓村集體把這車炭買下,并掏出200塊錢遞給老人:“這是我們的一點心意,你收下。”我還再三叮囑老人,明天不要賣炭了,去民政局申請救濟。

隨后,我對潞城市市長杜保和說,像這樣的老人,政府不能不管,否則他無法邁過這個坎。我們時時刻刻不要忘記人民,不要忘記這些生活在溫飽線下的弱勢群眾。關心人民疾苦,是我們每個黨員干部的責任!當天晚上,杜保和與民政部門的人員親自登門,把3000元救濟金送到了暴老漢的家。

暴二孩的生活處境,讓我的心久久難以平靜。今天我騎車碰見了一個“賣炭翁”,坐車時還不知道錯過了多少個暴老漢。幾千元錢可以幫他救急,但類似這樣的困難戶,還必須從根本上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問題。

放羊娃小會文

一股溪水潺潺流過,村旁一汪綠水蕩漾著清波,這是潞城市的南舍村。河邊柳枝輕拂,紅桃綻放,野草青青。一群羔羊在悠閑地尋找食物。羊群的一旁站著放羊老漢,另一頭跟著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眼前這幅景象,簡直像浪漫詩人筆下的“桃花源”。

深入到“桃花源”中調查,才發現里邊競有一串串令人心酸的故事。我和“老羊倌”搭話,得知他叫李紅喜,62歲,20世紀60年代當過村黨支部書記。放羊孩子叫任會文,14歲,和他沒有任何血緣關系,是他雇來幫工的小羊倌。我問,孩子上學了嗎?老漢搖搖頭。

小會文是個命苦的孩子。說起他的家庭,更叫人傷心落淚。父母原來都是長治縫紉機廠職工,在他出生8個月時離異。之后,他跟隨父親住單身宿舍,過單親生活。6歲那年,一場車禍無情地奪去了他父親的生命。無依無靠的小會文被爺爺奶奶領回到黎城縣停河鋪鄉的一個小山村,兩老一小艱難度日。盡管日子過得清貧,但總算是個家,小會文多少也能感受到一絲童年的溫馨。但好景不長,3年過后,命運再次戲弄了小會文:與他相依為命的爺爺奶奶相繼告別了人世,撇下了他這個無依無靠的小孤兒。爺爺擔心死后孫子無法生活,平日省吃儉用攢下兩缸老玉米,算是留給小會文的惟一遺產。一個年僅九歲的孩子住在一孔破窯洞里,進出家門空蕩蕩、孤伶伶,衣服臟了無人洗,頭發長了沒錢理。他不會做飯,每天拿玉米到供銷社換方便面。日子久了,糧食換沒了,他便開始了四處流浪的乞丐生活。鄉親們可憐這個孩子,到處幫他打聽母親改嫁的地方,最后在潞城市翟店鎮南舍村找到小會文他娘。令人痛心的是,會文的母親竟然不肯認領自己的親生骨肉。大伙苦口婆心,好說歹說,小會文才勉強回到母親身邊,但還是不能過上正常孩子的生活。衣服沒穿的,他娘不問;到了上學年齡,他娘不管。再加上繼父偏心,小會文食不飽肚,衣不遮體。他曾痛心地對小伙伴說,我是這個家里多余的人。

鄰居李紅喜老漢見孩子孤苦無靠,就把他帶在身邊,跟著羊群找點事干。每當看到同齡的伙伴們背著書包上學,小會文就禁不住躲到一旁掉淚。他不明白為什么饑一餐飽一頓的日子該他過,為什么14歲的他不能上學讀書?不幸的孩子也暢想著幸福的日子,他渴望有一天也能同別的孩子一樣,坐在寬敞明亮的教室里,享受知識雨露的沐浴!

聽李紅喜老漢講小會文的事,我心如刀絞,鼻子發酸。我看見一張稚嫩的小臉上深藏著憂傷,一雙明亮的眼睛里充滿著抑郁。他緊握小羊鞭,表達的不知是對命運的憤怒,還是對家庭的怨恨,或許還有對社會的譴責?放羊娃啊,你不應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社會主義社會不能沒人管你。

我撫摸著小會文的頭,問他一些同齡孩子的事。他低著頭,囁嚅著,說了些什么,我聽不清楚,但我聽懂了一個孩子的心,一個帶著傷痕、流著鮮血的心靈。

臨走時,我沒有給他放下錢,因為我清楚自己的工資又能供養幾個這樣的孩子呢?我要做的是調查實際情況,解決長治存在的所有的突出問題,盡快幫助更多的人走出困境。我對李紅喜老漢說,放羊時給孩子帶本書,讓他把眼睜開,不要當了“睜眼瞎”!

我告訴隨行的同志,要把小會文的事登在報紙上。很快,小會文的遭遇引起了社會的關注。翟店鎮機關干部自愿捐了300塊錢送到南舍小學,學校為任會文買了書本、學習用具和校服。57日一大早,這個14歲的孩子終于坐進了南舍小學一年級的教室里。

就在這一天,來長治投資考察的印尼客商從《長治日報》上得知了這件事,為小會文捐了5000塊錢,還給我寫了一封信:

呂書記:

我們考察團許孫雄先生看到昨天《長治日報》關于您深入基層訪貧問苦,在潞城市路遇失學少年任會文,并指示當地干部安排其讀書的報道后,許先生和考察團成員十分感動,許孫雄和何傳秋、何心文三位先生聯合捐款5000元人民幣,用于資助任會文上學和生活。

煩請呂書記將此款安排有關部門落實,考察團希望不要將這筆錢交到任會文的母親手里,因為她對孩子不好,沒有負起一個母親的責任。

印尼投資考察團敬上

200151 6

可氣的是,小會文得到社會援助后,他的母親見錢眼紅,說她是小會文的娘,捐給孩子的錢不應該交給學校,要由她負責保管。我批評了她,教育她身為人母要做楷模。事后,群眾說我辦了一件大好事。同時也有人說我管得太細、太小。我說,如果干部都去管,就不用我去管了,正因為沒有人管,我才去管。這件事,我做個樣子,帶個頭。希望全體干部都去帶頭做些具體事。不能借口自己是領導,只管大事而不管“小事”。何況,對小會文來說,誰又能說這是件小事呢!我們要求干部能做大事,也能做具體事,假如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把自己身邊的具體事做好了,人民就會更加愛戴黨、擁護黨。正是因為我們有很多具體事情做得不好,群眾才有意見,甚至說出一些挖苦諷刺的話。我著急,因為我知道許多干部仍在麻木著,不理會人民痛癢。我要用自己經歷的故事,告誡長治市的18萬共產黨員,群眾的事再難辦,黨組織都能幫助辦。只要群眾不難了,黨就有了威信了。

“邋遢村”和“干凈村”

郊區有個針漳村,從東到西,整整一條街堆滿了垃圾。走進村西北側的一戶農民家,年輕的女主人正端著一盆臟水往馬路上倒。我問她,你覺得這樣做合適嗎?她說:“大家都是這個樣子,我為什么不倒?”我說,如果每個人都不自覺,什么時候才能改了呢?年輕婦女不接我的話茬,扭頭進院了。

我決定去村委大院看看。辦公樓里出來一個人,好像認出了我,“唉喲”一聲躲起來不見了。我推開一間辦公室,只見辦公桌上、椅子上、地上都罩著厚厚的一層灰。辦公樓下、院子里雜草叢生,屑飛揚。我找村支書,幾次問話都無人應答。一個蹬三輪車的人站在一旁說風涼話:“你們才來一次,村里人天天來都不在乎,你管它干凈不干凈!

后來,我無可奈何地給他們戴了一頂帽子:一個邋遢支部帶著一群邋遢干部,一群邋遢人住在一個邋遢村。這句話被記者引用曝光后,他們壓力驟增,很快解決了問題,并請我再去針漳看他們的新面貌。我說,你們等著我去的時候,我一般是不會去的。等什么時候再臟了,我又會去的。我的經驗是,很多地方講衛生,都是應付領導的。過了那幾天,便會“舊臟復發”。

我們騎自行車路過長治縣的一個村子,發現垃圾包圍了村莊,侵占了農田。我下車問一個正在地里干活的中年婦女:“占了你的地,為什么不找村干部?”“找也不頂用,干部哪能管這事兒?

再往前走,在長治縣至長子縣的舊路上,好端端的路面堆滿了建筑垃圾。我對鄰路的村干部說,要下功夫抓住亂倒垃圾的車,然后扣車拍賣,把賣車的錢用來搞衛生。有時候,對待一些不自覺的人和事也需要采取一些強制辦法。

長治縣林移村是聞名全國的林業典型,這個村的人都是從河南林州逃荒要飯遷來的。吃苦耐勞有傳統,村子建得也不錯。我們走進幾個農戶家里,發現每戶院子里都有一個大豬圈,豬吼的聲音很高,豬糞的氣味很臭。有人說,河南人就是這習慣。我對村干部說,這習慣一定要改,村干凈不能院差屋臟,不能離自己越近的地方環境越不好,林移村什么都好,小院大豬圈確實讓人不舒服。村里要統一規劃一下,養豬不能污染環境。

庭院究竟能不能養豬?當我們騎車來到長治縣北呈鄉西坡村時,這個問題有了答案。西坡是一個養豬專業村,大戶養上百頭,一般戶養二三十頭,少者每年收入數千元,多者幾萬元。豬舍搬到院外,和人離得較遠。我問村支書:“你們豬圈衛生咋處理?”支書領著我來到一戶人家,發現豬舍是雙層的,并且用水沖豬圈,沒有一點異味。我不由連連稱贊:“這個辦法好!趕快告訴林移村,讓他們來參觀學習。”來到長子縣,發現更有高招。青嶺村利用豬糞造沼氣,只要花上500元,就能用上沼氣照明、取暖、做飯。

農村垃圾也不是沒有辦法處理。離針漳村三五里地的長治縣王童村,就是另外一番景象。盡管這天刮著人風,街道上去卻沒有仆么雜物,村子里也看不到一處垃圾。幾位年長者在涼亭里閑聊,我過去夸獎他們:“這里的衛生不錯啊!”一會兒,村委主任李天樂過來介紹說,村里黨員搞“三包”:包衛生、包植樹、包村民糾紛。一個黨員包一片,發現誰不衛生,先追究黨員責任,再教育處罰群眾。垃圾用拍賣的辦法,全村的所有垃圾以4800元拍賣,應標者必須先交l萬元抵押,到年終大家評,認為清得凈、拉得好,連押金帶工資一次全部付清。

我對基層的干部講,垃圾也是一種資源,經過加工處理就會變成米糧。農村衛生問題,看似小,不算小。我們一個。320萬人口的地方有250多萬人口在農村。城市搞建設、講文明,農村誰管?農民要臟到什么時候才算個頭?農村里曾經滅絕了的傳染病,又死灰復燃了。毛主席老人家過去送走的“瘟神”,又大搖大擺地回來了。所以我常說,不關心農民,我們就失去了關注的主體,“三個代表”也就失去了大多數。

中午時分,我在群眾家吃飯。王童村老支書牛滿成來了,我和他一邊吃飯,一邊講群眾如何夸他搞衛生。我說,為了把村子清理干凈,你帶領全家掃了七天街,了不起。過去壞人掃街,好人享受。如今不搞階級斗爭了,就要黨員吃苦受累,讓群眾分享成果。他聽了我的話,不但沒有高興,反而眼含淚珠地說起了另外一件事。“呂書記,他們不該那樣待你!”我問什么事?他說:“前幾天你在會上作報告,他們不給你倒水。我在電視上聽見你說:給我倒點水!聽到這兒,我不禁笑了,告訴他,這不是服務員故意不倒水,是她忘記了。老支書關心我的這件事,我會永遠牢記!盡管事情不大,話語不多,但群眾的點滴之恩,會讓我受用一輩子:群眾對我們的體貼,猶如父母對兒女,體貼入微;而我們對群眾的關心,卻如成人對父母,常有不孝!

菜農的困惑

騎車走在309國道郊區南垂路段上,遠遠就見許多菜農正在忙碌著。我們進了路邊的蔬菜大棚。一個叫雷左進的棚主拖著一條殘腿告訴我,現在大棚菜難種哩!我問咋個難法?老鄉說,別看大棚能掙錢,沒有技術也不行。我告訴他現在是科技時代,沒有技術肯定不行!他又說許多名詞聽不懂,許多新技術不會用,他希望有文化的干部下鄉來指導。有了技術就有了錢,只要能幫我們闖過這個關,我們就能多交稅、多做貢獻。

再往前走,我們又進了潞城市崇道村的一個蔬菜大棚。看到大棚里的西紅柿長得奇形怪狀,我問是怎么回事?主人任素斌說,過去種過幾天大棚,不懂多少技術,原先種黃瓜還湊乎,現在改種西紅柿,就鬧出了笑話。圍過來的其他菜農說:“好的西紅柿一斤能賣七八毛錢,現在這模樣頂多賣個毛把錢。”“知道什么原因嗎?”我問。任素斌回答說:“大家都說不清楚咋回事。”

在場的人七嘴八舌。有的說是種子問題,有的說是管理問題,還有的說是肥料問題。我把這些情況記下來,對大伙說:“我會很快讓農業部門派技術人員來,看看問題究競出在哪兒。”這件事,使我想起在沁縣漳源鎮蹲點時,農民提問牛為什么要啃木頭咬磚頭?羊為什么越長越小?黃花菜為什么會爛根?這些問題都涉及到科學技術,都需要教給農民。于是,我們在全市安排了科技下鄉活動,為思想解放了的農民再送去科技財富。

在長子鄒村,我看見一個大棚簡陋得一場大風就可能刮倒。抱著孩子的女主人說:“我們剛剛結婚,家里欠下不少債,小額貸款又貸不到,只能湊乎弄吧。”我說,你去找農行,他們有的是錢。去年(2001)爭取來一億元小額低息貸款,年底放不下去,最后給中國人民銀行寫了檢查才退回去。老百姓聽了我的話,又高興,又擔心:“呂書記,不是那么回事!我們找信用社好話說過幾籮筐,人家就是不理睬。那些人手里有點權,就變著法子刁難人,跑上十回八回都沒個準信,我們也就不去求他們了。”

金融部門地方管不了,但我相信,群眾的困難是真的。后來我們千方百計和金融部門多聯系,多溝通,市里活動請他們參加,重要事情讓他們參與,目的是為了讓他們幫助我們盡快甩掉窮帽子。長治的各級干部這樣做,感動了金融系統的領導。長治人行行長尹有樹擔任一把手以來,當年就深入全市11個縣調研,歷時70余天。之后,他又多次蹲點,總結出200多種化解風險的具體辦法,為全市調產篩選出159個重點項目。2002年19月,全市農信社整體經營實現月月盈余,農民人均收入前6個月達到989元,高于去年同期20.8%。

大棚做不大,官卻有人想做大。我騎車每到一個地方,屁股后總跟著兩三個跑官的人。只要知道我去哪里,他們就會帶著關系信不辭辛苦地找來,最后總是千篇一律地再三說一句:“我的事全靠您了!”我也總要反問一句:你不干好自己的工作,那農民的事靠誰呢?我告訴他們農民盼服務,要盡快幫農民邁過生活坎、生產坎、科技坎和經營坎。

再苦不能苦孩子

頂著強風行進,我們到了長治縣司馬村的小學校。“五一”放假,整個校園里只有五年級畢業班在上課。在院子里聽到一片打鬧聲,我聞聲上樓,見是一群天真活潑的農村孩子,個個衣著漂亮,彬彬有禮。

“你們上課,老師為什么不到?

“老師剛出去!”學生們用普通話齊聲回答我。

“老師負不負責?

“負——責!”顯然,他們在庇護自己的老師。

我走到一個站著寫作業的學生面前,問他:“凳子什么時候壞的?

“前一天。”學生答。

我想把扔了滿地的凳子散件組合起來,幾次拼湊難成一體,估計這凳子壞的時間不短了。我想找個老師問問情況,樓上樓下間竟無一人。

在另一個院子里,我找到了一位不是這個班的教師。

我問他:“學校桌凳破損,你們有什么打算?

“可能寫了報告。”

“要轉告教師認真負責,恪盡職守,孩子們是改變農村面貌的希望。”

離開了司馬村,一路上我一直惦記著那群可愛的孩子和那些破爛的桌凳。

長治縣北呈鄉西墳村。鐵門鎖著一個大院子,看樣子好像是個學校,看上去卻十分破舊。我坐在門口的石頭上,翻開一本書,堅持要等人開門進去看看。由于我態度堅決,隨行人員找人的速度也特別快。沒過多久,開門的小學生來了,打開一扇鐵門,然后熟練地把鑰匙掛在脖子上,領著我一個一個教室地看。

這個學校一共有15間房,14間成了危房,年齡稍大一些的三、四、五年級的學生整體迂到鄰近的西坡村上課。僅有的一問所謂好房,也是墻皮露出磚頭,浮土隨風揚起。學生用的桌凳像是解放前舊學堂里的“文物”,高低不一,參差不齊。所謂好,只是因為這問房子很狹長,房頂沒有塌下來。但學生在這間狹長的教室里上課,根本看不見黑板中間的字。我站在黑板的稍微偏左或偏右的地方看,黑板就是白板或亮板。學生怎么能在這種教室上課呢?我說,這個教室不要再上課了。并與聞訊趕來的鄉黨委李書記商量,村里拿一點,鄉里拿一點,市縣再支持一點,大家共同緊一緊,把孩子們的事情辦好。

困難小學何止一個?長子縣北漳小學就又是一個典型。我們騎車從村里路過,我問一群老人,大家有什么困難沒有?幾位老人搖搖頭,其中一個站起來說:“小學生沒有辦法解手!

另外幾個老漢打住他的話說:“呂書記忙,這點小事不要麻煩他了。”

我說,要說!我鼓勵老人把話說完。

“那就去看看吧”,他帶我來到小學校。西南側的廁所拆了圍墻,茅坑里堆滿了土。一道破墻堵在了廁所的前面。不大一會,小學校像過節一樣,來了好多人。

我站在廢棄的廁所上問:有沒有村干部?

“有!”一個中年男子到了跟前。

“這是怎么回事?

他指指前面的破房說道:“這戶人家與學校鬧糾紛,已拖了很長時間,沒人管。”

我說,告訴你們縣委書記,這不是件小事,師生用不上廁所,縣、鄉、村干部怎么能心安理得。要馬上解決,最遲一個月,蓋好廁所,我要派人檢查。

反映問題的老人像是去了一塊心病,“多讓人揪心的事,不是您關心,這事還不知道拖到什么時候呢。”

每到一處,我總想辦法去看看學校。長子東旺村學校的老師反映,代課老師按規定每月200元工資,只能兌現一半。南漳鄉辦中學教學設備嚴重短缺,博林私立學校校長說民辦官辦待遇不一樣。

教育是上黨老區的明天,眼前我們脫貧可能用不上,長久發展肯定離不了。我這樣做,有人說我不會當官,盡干一些與自己政績無關的事。我說,與群眾有關,我就管!

我反復宣傳一個觀點,干部下基層,必須去學校。到了學校,要先問學生、后問先生、再問校長;先到食堂、后到宿舍、再到教室。

教師睡在土臺上

2001525日,又逢一個雙休日。我和幾位同志騎車看了城區菜市場后,想到遠郊的襄垣和武鄉兩縣騎車調查。先由一輛工具車連人帶自行車把我們送到50公里外的襄垣縣東北山區,在一個叫東寧靜的小山村,我們下了工具車,開始騎車調查。

東寧靜村不大,小學校因為在路邊格外引人注意。房子雖然舊了些,看上去沒有危險。椽檁太細,但還支撐著房頂不塌。盡管十分簡陋,但襄垣人有講衛生的傳統美德,墻壁刷得挺白,教室張貼著偉人畫像和名言,給人的感覺還行。

學校有間食堂,教師輪流做飯。案板上一把小蔥,幾塊豆腐——一青二白。縣里領導干部見我滿意,高高興興就要領我出校門。我突然調頭,想去看看教師宿舍。近前一看,同樣的干凈、整齊,從外表看,這里確實沒有什么可挑剔的。教師們有床睡,床的四周有木沿、有木腿,只是形狀有些怪異。我撩起床單露出褥子,掀開褥子露出席子,我再掀開席子,問題就露出來了——我納悶,說床,下面是土;說炕,中間實心。床沒有床板,炕不能燒柴。所以我把此項發明叫作“土臺”。

繞房子轉了一圈,我才發現,這個宿舍后面是個小土丘。群眾告訴我,當年蓋學校時,從四周挖了一道溝砌磚壘房,房子蓋起來了土還在屋里。教師們因陋就簡,在土堆上鑲了木條,看上去就像床似的。教師們就睡在這非床非炕的異物上,換了一茬又一茬,然而大家達成了一種默契,誰也不說它是床還是炕。村里為了建學校欠了債,大家彼此心領神會,保守秘密,不讓這件事穿幫。不少在這里任教的老師得了關節炎,拐著雙腿離開,也不肯提及此事。

我問村干部知道教師睡啥不?年長的人說有印象,年輕人說一直就把它當床了。我問縣委書記知道不?他搖頭。校長說,一想到村里窮,大家就忍了,我們吃的菜都是學生們從自家地里弄來的。

我責怪教師們為什么不向上反映?一個年輕老師說,俺們都知道你重視教育,怕領導知道了給縣里抹黑,給鄉里丟人,給村里添負擔,大家就這么將就著過來了。多好的人民教師啊!他們貢獻出了才智,得到的卻是清苦。

在沁源王陶中學調查時,我遇上學校開飯,教師們哄我說學校生活不錯,每頓飯不光有菜還有湯喝。我問湯在哪里?他們說在鍋里。我揭開鍋一看,原來是一鍋熱氣騰騰的開水,這哪兒是湯?教師們還打馬虎眼,說當地人管水就叫湯,而且還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高湯”。可見基層的各種問題就像這“土臺”和“高湯”一樣,深深地隱藏著,干部必須要深入,一層一層地去揭開。

喝一杯被污染的水

東寧靜曾經很不寧靜。

這個村子位于濁漳河畔,老百姓祖祖輩輩吃水靠漳河。清凌凌的河水,過去只是在洪汛期才發幾次脾氣,那時大水裹挾著黃沙,翻滾怒卷,往下奔流,因此落下個“濁漳”之名。在一年里的大多數時間,她還是柔靜得像個美麗的少女,在潺潺流淌中唱著一首不息的歌。人們感激她,呵護她,珍惜這像命根子一般的河水。因為,她哺育了兩岸的人們。

1985年以后,隨著上游造紙廠的建立,潞城市店上鎮一帶煤焦企業的增加,還有一些省屬企業大量排污,濁漳河更濁了。老百姓賴以生存的河水像泥湯一樣黃。群眾把水打到家里,經過反復沉淀過濾后才能飲用。后來,人們發現喝了河水頭發漸漸稀少,牙齒隨之脫落,染上“水病”的人一天天多起來。河里的魚雖然還活著,卻變成了“毒魚”。

200010月,中央電視臺把收集到的資料拍成專題片。我被請到北京的演播現場表態。我說,我們要以壯士斷臂的決心和志氣治理環境污染,以女士繡花的耐心和智慧創造生態平衡。絕不能為了增加財稅源而多了污染源,更不能為了達小康而不顧人民的健康。

一年過后,再到東寧靜,我走進一戶姓張的民家,拿起水瓢,從水缸里舀起一瓢涼水,看一看,清澈透明;嘗一嘗,甘甜純凈。我的心感到舒坦多了,群眾總算喝上了干凈水!

縣里同志介紹說,去年他們投資52萬元,改造了附近一個三線工廠廢棄的深井,又修渠把井水引到了村里,結束了群眾吃污水的歷史。我問農民群眾還有沒有發愁的事?不料大家的顧慮還是在水上。他們聽說引水工程滲水,擔心會把損失轉嫁到群眾身上。我說,水價不會漲。工程質量由工程部門負責,出了問題追究責任人。

東寧靜雖然寧靜了,但濁漳河依然污水橫流。我推著自行車爬了足有一公里的大坡,坡的中間有個村莊叫石墮,岸下就是不堪入目的濁漳河。石墮村的人畜飲水還沒有完全解決,村民有時還要吃污染水。我的心上像壓了一塊石頭。快到村旁時,自行車不能立放,我索性把它平放在馬路上。下岸找不到路,同志們用手臂當繩子,把我送到河邊。

我說,拿個水杯來。我從河里舀了一杯水,混濁得看不見杯底。我豪不猶豫地一飲而盡。然后又讓在場的縣委書記、縣長,市委辦公廳主任每個人都嘗嘗被污染了的水。我說,領導干部只有和群眾同污共染,同清共凈,才能保證和群眾的血肉聯系。只有今天不怕喝污水,來日才能保證群眾喝清水。

喝了污水的人變得頭腦清醒了。有同志介紹說,濁漳有三個源頭,從榆社、武鄉過來的北源水幾乎無污染,從西源沁縣過來的水略有污染。最頭痛的要數南源水,沿河的石圪節煤礦、漳村煤礦、漳澤電,一、長治合成廠、五陽煤礦五大企業不斷排污,上游沿河的洗煤廠沒有凈水設施,致使沿河老百姓深受污水之害.污水有源,治污要從源頭抓起。我說,要把排污的企業家請來,讓他們親口嘗嘗百姓吃什么水,想一想他們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要從根本上解決污染問題,讓濁漳河還原水質,還原人民。

長治市地處太行山區的上黨盆地,是山西省惟一的富水區。由楊貴帶領河南林州人民建造的紅旗渠,其源頭就在長治市的平順縣境內。那里已形成了太行水鄉旅游區。潞城市辛安泉是華北地區的第二大地下湖泊,也在長治轄區內。市區辛安泉第一期引水工程只解決了1/3的居民飲水,還有13的市民繼續飲用著由水庫污染水和泉水合流在一起的混合水;另有13的市民完全飲用著水庫的污染水。我到長治工作后,也吃了一年多的污染水,水里的魚腥味和各種污染物曾使我皮膚變色。2000年,市委市政府痛下決心加快辛安泉第二期引水工程建設速度,同時建造日處理10萬噸污水的污水處理廠。到2002年國慶前夕,引水工程完工,市區居民告別了吃污水的歷史。

路遇亂砍伐

襄垣有段公路盤旋于高山陡坡中。騎自行車行進在下坡路上,不費絲毫力氣,車輪飛轉,涼風習習,大家談笑風生。只要把握好方向,用好臂力,就會感到十分輕松。為了躲過迎面開來的大卡車,防止在轉彎處稍不留神沖下懸崖,幾位同志都在互相提酲當心卡車,轉彎危險。但到了騎車爬坡就備感艱難了,先是蛇形前進,不顧腿發軟,腰發酸,屁股疼,竭盡全力往高處騎,有時也能達到理想境界,然后再享受下坡的美妙。

太行山區路無百米平,我們的大部分行程都只能是推車爬坡。赤日炎炎似火烤,汗水浸透衣背,緊緊貼在身上,臉上的汗水時而澀眼,時而成嘴。柏油路上蒸發出來的熱氣和迎面汽車揚起的塵土混

合在一起,使人有一種被熏烤和悶塞的感覺。有輛由北向南行駛的大巴司機探出頭來向我們喊一聲“呂書記好!”這聲問候,像鼓勵,又像是給我們鼓勁加油!我在心里發誓:寧愿渾身流熱汗,也要帶領人民跟黨干!

推車爬到山坡的一片開闊地:小樹、流水、人家。我們走出大路,在石頭上歇腳。忽然聽到河旁樹林里傳來陣陣鋸斧聲。遠遠望去,幾個農民正在小樹林中忙碌著砍伐未成材的樹木。

我走過去問:這些樹長勢正好,為什么要砍掉?

一個農民說:“誰愿意砍樹?咱不砍,別人就砍走了。”

這里是襄垣縣下良鎮小河村,樹林被農民承包后,樹小時丟得并不嚴重,長到有點用了,就不斷被人砍走。樹長得越高,丟的就越多,老鄉們說沒辦法。種樹人砍樹,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我注意到剛剛砍過的樹木樁子上,殘留著樹干分離“母體”后的點點樹液,仿佛淚水一般。樹痛,人也痛。并不情愿下此“毒手”的農民,只好往一個個樹樁上撒一把泥土,好像只有以這樣的方式,才能平抑那難以割舍的心情。

我說這樹每年至少能長十元錢吧?伐木的農民說:“我們心疼呀,但是我們沒有能力保護。”農民們還向我反映,村里丟摩托車和丟牛羊的事也時有發生。我意識到這一帶治安狀況不好,于是指著襄垣縣委書記李國峰對農民說:“他是縣委書記,你找他,找公安局長、林業局長。你只管把樹種好,讓樹長茂,治安問題由他們負責。你們丟失多少,讓他們賠多少!

無獨有偶。再往前行,到達西營鎮磁窯頭村時,我看見左手方向的大渠渠沿旁有一片茂密的楊樹林。高聳的楊樹偉岸挺立,我不由地放慢了踏車的速度。如果太行山區都能綠化到這種程度,該是一幅什么樣的景象啊。

忽然,我隱約聽到樹林中傳來大樹傾倒的嘩嘩聲。我急忙停車,對身旁人說:“有人砍樹!”我們趕到林中詢問,幾個村民講,村辦煤礦需要坑木,村委讓礦上到樹林里砍樹。我讓他們把村鎮干部找來,細細一問,伐樹沒有經過林業部門批準。我說,誰給你這么大的權力?如果以后誰再亂砍樹,我就打掉誰頭上的官帽!

在我的要求下,當天下午襄垣縣組織了調查組,經過現場了解查明,這次亂砍伐共砍掉樹木38棵,4立方米。亂伐者受到經濟處罰,并補栽砍伐數5倍的樹木190棵。相關責任人分別作了公開檢查、受到黨內警告和行政記過處分。兩個非法經營木材的收購點也被依法取締。從此,襄垣縣鄉鄉村村都成立了護林隊。

威風“門官”

“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這種指責官僚作風的話人們經常說。但是,“話難信、人難動、門難開”,這種滋味卻不是人人都嘗過。騎自行車從武鄉返道襄垣,我著實領教了一次衙門作風。讓我吃閉門羹的是一位官譜上沒有名分的“門官”,實際上是門衛或者叫傳達人員。

早晨5點鐘,我來到了下良鎮。鎮政府機關的鐵門緊鎖著,院子里也有早起的人。我想進院看看,便讓院里一個小姑娘幫助叫門。小姑娘喊了好一陣子,門衛沒有應答。一位穿白圍裙的廚師去廁所,我再請他叫門,門衛仍舊不理睬。門房臨街有扇窗戶,我們有個同志隔著窗戶與門衛對話:“我們是縣里的干部,請你開一下門。”

“你哄誰呢?縣干部還在睡大覺,鄉干部也起不了這么早!”他終于答話了,但仍舊不起床,繼續面壁而睡。 ???’

我們央告說:我們進去有急事,你幫我們開開門。

“門官”面壁,“我自巋然不動”。

我們放大聲音再三說:我們已經看見了桌子上的一串鑰匙,你從窗戶遞出來,我們去開門,你還繼續睡你的覺。

“門官”不但不起床,還不時發出假睡的呼嚕聲。

真是“縣官”不如“現管”。叫了半小時的門,我還在門外進不去。無奈之下,我們找了一根長長的木棍,慢慢地把那串鑰匙挑出窗外,從鐵門外遞給院內的小姑娘,想讓她打開門。試了l0分鐘,小姑娘卻不知道哪把鑰匙能開鎖。擺弄了大半天,就是開不了門。我們的同志只好爬門進院,到后院喊起了鎮黨委書記。

鎮黨委書記過來叫門,門衛仍在屋里磨蹭了一陣子,然后才懶洋洋地起床開門。衙門作風竟然滲透到了“看門人”的身上,一個“門官”竟然有如此十足的“官架子”,那么鄉官們又會是個什么樣子呢?

我問鎮黨委書記,這個人憑啥不起床?

鎮黨委書記解釋說:“他平時工作負責,不輕易開門。”

不開門就叫負責任,我們說縣干部他都不讓進,市委書記也進不了門,群眾又該怎么辦?鄉干部解釋說他不知道是我來了,如果知道您叫門,借他幾個膽,也不敢不起床。

我聽說這位“門官”后來被除名了。其實,門衛的懶是由干部懶造成的。如果干部經常早起遲睡,這個“門官”會這樣懶得出奇嗎?他被抓了典型,只要他受了教育,改正了錯誤,還可以繼續當“門官”。這位“門官”給我寫了一封認錯信,我就向他表明了以上態度。

其實,爬門進院的事,我經歷了不止一次。進壺關縣集店鄉機關爬過門,到沁源白狐窯鄉爬過門,到長治縣蘇店和沁縣漳源鎮,吃了多次閉門羹。因此,長治產生了個辦法叫查崗。起初下面采取對策,叫“防火、防盜、防日周”。四處打聽我的行蹤,我往哪個方向去,哪里的干部就格外謹慎小心。抓了幾次典型后,我們讓老百姓有了對干部的監督權,有了決定干部命運的評價權,干部在人民的監督下作風變好了,變實了。

記得長治縣韓店鎮一個領導向上報告他下鄉的情況,說是在柳林村養鴿專業戶家中吃過一頓飯,還解決了什么問題。我仃訛他的下鄉“記錄”登在報紙上。他去的那個村的干部和他去的那戶人家說,這位鄉領導根本沒有到過此村。所謂“記錄”是編造出來的假話。為此他受到批評和處分。此后,我們逐步把黨內測評和群眾測評結合起來,使干部對黨和人民的責任感增強了,變實了,工作的效率更高了。

壺關兩景

2001114日,我到壺關縣處理完公務后,騎自行車下了鄉。壺關地處太行山腹地,這里是曹操東征寫《苦寒行》的地方,是《水滸傳》里赤發鬼劉唐的家鄉。這個縣土地貧瘠,是個著名的干旱區。這次騎車下鄉,我用了不到兩天時間走訪了幾個村。其中,有兩個村很具典型意義。

走出縣城不久,公路旁邊有一塊明顯的道路標志:盤駝底村。“進村看看。”我對隨行的同志說。 ???

這是一個很有特點的丘陵村子。連日的綿綿秋雨,土路上沒有了漫天的灰塵,取而代之的是難行的泥濘。推車走過一個小坡,村莊盡現眼前。我在街中一塊開闊地上放下自行車,走進一家小賣部。店內貨架上擺放著不太豐富的商品,從地上到商品包裝上都是塵土,房間簡陋、破舊,看來生意不太景氣。

我對女主人說:把屋子收拾得好一點,居家過日子也不能如此不講究,你環境變好了,來買東西的人才會多起來,掙的錢也就多了。女主人點頭稱是。

小賣部旁邊有一個很大的院子,荒草遍地,一排窯洞沒有窗戶門框。近前一看,窯洞里空空如也,沒有一件有用的東西,留下的只是斑斑殘跡,一問才知道這是原先的大隊部。

村黨支部書記趕來,邊走邊回答我的問話。

“集體空閑的這幾孔窯洞為什么不承包出去,或者以資本運營的方式賣掉?

“正準備處理。”

“從‘十五大’到現在準備了多少年,還準備把破爛擱到什么時候!"農村里最破的地方大多是集體的辦公場所,與其破著、爛著,不如處理給群眾用著。讓無用的、不用的派上用場。集體沒有能力用,也不讓群眾用,這種狀況不改變,農村難變破爛樣。

在這個村最熱鬧的地方,擺著一堆最顯眼的垃圾。東南側是一座小學校,剛剛改造過,大門形狀怪怪的,根本不敢讓人相信這里是培養農村未來人才的地方。

一個無人問津的小賣部,一所廢棄了的大隊部,一堆正在發臭的爛垃圾,還有這個外形扭曲的小學校。站在垃圾包圍著的一片空地上,我對村干部說,村里的黨員干什么?少睡一會兒也能把垃圾除一除,讓環境變個樣!當著圍觀的群眾,我數落了這位不盡責的村干部。支部書記是黨在農村的代表,不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要自己多干點事,還要帶領黨員、群眾干點事。如果不能干大事,總可以干點小事吧!如果連自己生活的地方都打掃不干凈,誰還會相信你能辦更大的事情?衛生問題,我走到哪里說到哪里,為什么還有不少地方不能擺脫“臟、亂、差,責任就在這里的黨組織。一個連衛生都搞不好的基層組織,又怎么能產生戰斗力呢!我多次和市直單位的同志到壺關、長治、沁縣等地去帶頭掃院子,就是要將這些不衛生單位領導人的軍。

當晚,村干部找來裝載車、小四輪,鎮黨委書記帶領村干部清運垃圾。第二天早晨五點鐘,該村全體黨員參加義務勞動,鎮機關二F部也帶著工具來了,拉灰、除草、整街,不到一天時間,盤駝底村就變了個樣子。這是壺關農村留給我的第一景:差村。

向東行進20多公里,一溜上坡的道路,有人建議就近休息一會兒。我接受了大家的意見,走進了路邊墻上寫著“逢善村”的村莊。

這是一個只有60多戶人家的小村,過去是個被劃來劃去的自然村。村民說,過去連大隊支部書記也不多來。村子很小,但遠處大山的秀色卻給這里平添了幾分秀麗。同樣是路邊的小賣部,院子里的環境格外誘人。我們在路邊院子里歇腳,一位80多歲的韓姓老黨員從明代萬歷年間建村開說,一直講到全市萬人創環境大會。老人說:“多了記不住,老百姓只認一個理,沒有好環境,就沒有好生活。”

看看停放在院外的自行車,又看看坐在木凳子上的我們,老漢有些驚奇:“你們騎自行車來的?”我說,平時沒有時間,今天抽空兒,我們幾個下來看看。騎車有好處,走得慢,看得清,感受深。老漢坐在我身旁,像一家人似地拉家常,“逢善村自從劃到常平開發區后,一切都變了。”村里修了路,重建了小學校。一位婦女插話:“與溝對面連接的大壩,花了幾十萬元,要不,你們就是想來也過不來。”

天色漸暗,我說去看看你們的村子。小學校是這個村里的一個亮點,高高的旗桿上飄揚著國旗,在夜色里是那樣的鮮艷。草坪、鮮花、盆景,小院盡染綠色與生機,自然、本色、典雅渾然一體。學校雖小,卻于小巧中透出濃濃的現代氣息。教學器材、實驗設備樣樣俱全。正在上自習的小學生更是惹人喜愛。我們走進教室,孩子們起立向我們致禮,這一切讓我們不敢相信這是在農村,在山里,然而這才是真正通向未來的希望所在。

在村子里漫步,同是秋雨過后,卻感覺不到一絲的泥濘。一戶農民家門上掛著村黨支部、村委會的牌子,我覺得這個辦法好,在類似的小村里,應該大力提倡。集體的地方讓農民來管理,留兩間做辦公室,平時有人管,用時也方便。逢善村好得幾乎挑不出一點毛病來。

我建議讓盤駝底的村干部來看看,相隔不遠,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說起逢善村的變化,老百姓說要歸功于常平工業開發區。

富幫窮,大帶小,好村帶差村,共同奔富裕。這條路還要繼續走下去,走徹底。長治市委、市政府2000年做出決定,支持已經充分發展起來、有強烈外拓要求的企業當龍頭,成立工業開發區和商業、旅游業開發區,嘗試由鄉鎮轉變為開發區,以盡快實現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2001年,常平工業集團由6個行政村組成了新的工業開發區。逢善村的變化,就是進入開發區后的變化。類似的開發區,全市已建成8個。

用群眾辦法解決群眾問題

200264日,《長治日報》用整版篇幅刊發了對郭堡村上訪現象的深度透視,黑體大字標題寫著《小事反映大問題,病根究竟在哪里》。這篇報道可謂近年來輿論監督中的一磅“重炮”。看到當天的報紙,我決定下午騎自行車到長治縣郭堡村,現場解決群眾上訪問題。

這天,距江澤民總書記發表5·3l”重要講話只有四天時間,市委組織過兩次學習討論之后,我找來信訪局長、督查室主任幾個人同行,把這次郭堡下訪,作為學習江總書記“5·31”重要講話精神的一次實踐,到基層去領會講話精神,帶著問題到群眾中尋求答案。

長治縣過去是個上訪大縣,縣委書記王斗林說,“告狀文化”極為豐富。一年前的“五一”長假期間,我曾騎自行車到過這里,對此也深有感觸。一年后舊路重走,時過境遷,老百姓說變了!這里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來到郭堡,遇到的村民就向我反映,這兩年,村黨支部、村委會給大家辦了不少好事。兩委班子團結,在老百姓中的威信還行。群眾的口碑還算不錯,又是什么原因讓郭堡村背上一個“亂名”呢?

進村后,我在一戶叫李建偉的農民家里住下。群眾給我講報紙上反映的問題的前因后果,仔細聽來,報告上洋洋數千字,也就是群眾說的芝麻大的兩個小問顥。姚金生告狀,講的是承包集體加工廠的合同續簽問題,前任后任交叉,問題并不復雜,這其中有村干部公開不夠的原因,也不乏無理取鬧的因素。李風鳴上訪,說的是出租房屋收不到租金的問題。姚、李二人在縣城花30元錢,請律師代寫了一張上訪狀,把事情搞大了,招來了鄉、縣、市三級書記。

解決存在于群眾中的問題,要用群眾的辦法。我把江澤民總書記5·3 l”重要講話精神講給縣鄉村三級干部聽,我們任何事情都不能離開群眾。密切聯系群眾,充分相信群眾,緊緊依靠群眾,這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和問題的根本所在,也是我們黨的出發點和歸宿。

當天夜里,一場由群眾參與的解決群眾問題的討論在小學校展開。一方是上訪告狀群眾,一方是村支委干部,中間是本村群眾和市縣領導。原告方首先陳述原因,被告再做出問題答疑,群眾根據問題原委,結合社情民意,逐一進行評說,在充分民主的基礎上再進行集中。姚金生說罷自己的理由,不等村干部發言,群眾一片嘩然倒掌,顯然,道理不在老姚一邊。村干部解釋作答,群眾一陣熱烈掌聲,顯然,理在集體一方。最后,群眾表決,支持村干部的占了絕大多數。不少群眾代表還當場指責了老姚的錯誤做法,對他提出了嚴厲批評,同時也批評了鄉村干部把小問題拖成了大問題。干部因此作了檢查。到此一場風波,用群眾方式很快有了結論。

如釋重負的村干部,第二天一早來到我住宿的農戶家,進門便說,還是讓群眾說話好!我和縣、鄉、村干部一道總結這次實踐,認為只要按江總書記的要求辦,我們就無往而不勝。走群眾路線,不僅可以解決農村中存在的問題,還要把農村的發展問題,建設問題,制度問題,包括宅基地糾紛、家庭不和、鄰里矛盾等所有問題都交給群眾討論,讓大家廣泛參與進來,通過投票表決,用民主集中制的辦法,認真加以解決。這樣,問題就會變成了不是問題,困難也就變成了沒有困難。

65日,一夜喧鬧之后,郭堡問題得以圓滿解決,村子變得平靜了,但有人未必能心情舒暢地接受這個結果。早晨六點,我擔心姚金生被群眾批評指責后,思想疙瘩解不開,就來到了他家。姚金生先是一驚,繼而又熱情地迎我進門。他的老婆氣還未消,沖著我就是一句牢騷“你們官官相護”。站在一旁的姚金生馬上阻止她:“呂書記是個清官,你不能胡說。”我站在院里,一邊批評了他們,一邊又耐心地做老姚夫婦的工作。不要為了個人的一己私利,就不顧集體的利益;不要只想自己的事,而不顧大家的事;更不能無端上訪告狀,制造各種事端,破壞村里的穩定。凡事要有個集體觀念、大家觀念和群眾觀念,干部不能脫離群眾,作為群眾中的一員也不能脫離大多數群眾。我們的出發點是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不能為了一個人的利益而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

姚金生接受了我的勸說,當即表態愉快接受。隨后,他又找到我住的農戶家,為他妻子不冷靜的態度表示歉意。我對他說,手心手背都是肉,長治工作要努力做到不讓一個群眾掉隊。多一個群眾,我們就多一分干好長治工作的力量。

走出姚家,村干部又講述了因宅基地而鬧矛盾的一對糾紛戶。過去村里改造道路拆遷民房,一戶討便宜得到了大面積宅院,另一戶吃虧宅院狹小。小院想與大院平分,兩家因院墻鬧得不可開交。村干部工作做不下來,把難題交給了我。看了前院,又去后院,前后面積差別太大,大宅院不盡合理,小宅院多有委屈。兩戶主人都不在家,我告訴村支書,解決這個問題很好辦,今天我不講,叫你們多問問群眾。讓大伙討論評判,一個晚上不行,就搞兩個晚上,讓群眾說該怎么辦?由群眾投票表決,一切聽群眾的意見,把問題交給群眾,相信公論就有了。問題的關鍵是個利益關系,我們講,要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兩個人的利益總比一個人的利益更重要,兩個家庭總比一個家庭更“人民”吧!走在群眾中,就要敢于面對大家,重要的是用什么樣的心態,用什么樣的“三觀”,用什么樣的方式方法來教育群眾、發動群眾,這是我們堅持走群眾路線的重要一步。

群眾利益是標準

解決了上訪村的事又遇到一群上訪人。在東苗村農戶家吃過午飯后,我想睡一會兒,噪聲卻一陣高似一陣。院子外面聚焦了很多人,據說是來自三公里外的經坊村民,找我反映縣水泥廠噪聲污染影響他們正常生活的問題。

縣長做工作,上訪的人群不肯離去。他們說“我們要見呂書記。”誰官大找誰,上訪群眾只相信權力,我理解群眾的這種心態,請他們的代表進來談話。八九位女同志與我同坐而談。一個農村婦女焦急地說,經坊村里有個縣辦水泥廠,噪音很大,尤其是今年“五一”以后,企業生產規模從年產6萬噸擴大到l0萬噸,噪音吵得無法正常生活。一位學生家長說,孩子要高考了,整夜被機器轟鳴聲困擾,無法學習,無法睡覺,只好到外地親戚家住。

一位學生家長眼含淚珠說:“我們家姑娘進家門就捂耳朵,兩天兩夜睡不著覺,頭都歪了,吃不下飯,全家人為她發愁難受。”“放在茶幾上的水杯都被機器聲震得發顫。電視畫面不穩,也聽不清聲音。”一個群眾代表說:“我們找過水泥廠,也堵過工廠大門,還向縣政府反映過,但問題一直解決不了。我們理解工廠生產有難處,但老百姓利益是不是也應該考慮呢?”“工廠如果白天開工,夜里歇一會兒,給我們十幾個小時的清靜時間我們就知足了。”

我問她們有沒有想過解決的辦法。一位年紀稍大的女同志說:“有過,工廠也答應了。第一天,機器聲只從早上八點響到晚上八點,大家很滿意。第二天到了晚上十點才關機器,第三天就通宵響個不停了。哪怕早上時間稍長點,八點不行,五點六點也行。呂書記,我們的要求過分嗎?

聽著群眾的講述,我問縣里干部,如何處理此事?縣委負責同志說,我們正在聯系,找市環保局測試噪音,看是否超過環保標準。我打住他的話說,還測什么?這件事要相信群眾,如果不是確有困難,她們也不會跑來找我們。假如我們住在這個環境里,你能甘心忍受嗎!這件事按群眾的要求馬上辦,今晚八點企業必須停止生產,消除噪音。如果這樣做還不能保證群眾的正常生活,那就把它停了,直到群眾滿意為止。在這件事情上,我們只有一個標準,必須符合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我問群眾這樣解決行不行?大家高興了,原本惆悵的臉上泛出笑容。我們聽呂書記的話,讓孩子好好學習,將來不管考到哪里,讀取什么功名,也要回到長治,報答市委對俺們的這份情意。

事情又過去了幾個月,該村群眾再次找我反映同一問題,我又一次嚴厲地批評了縣里有關領導。我相信,長治縣一定會處理好這一問題。

請上訪戶給干部作報告

蘇店村,是長治最大的一個行政村,有1000多戶,6000多人,一個黨總支下屬十幾個黨支部。就是這樣一個大村也經歷過一場大亂。

如何從亂到治,我騎車進村,調查了解情況。鎮黨委書記和志林說,過去全鎮20個村有15個村都程度不同地發生過上訪現象。大村大問題,小村小問題。上訪多就難發展,蘇店一個大鎮,因為經濟發展慢,書記、鎮長被免了職。蘇店村也是兩年換了三任書記。

老百姓說,一茬一茬換干部,虧了集體,苦了群眾。蘇店鎮條件好,興辦企業有基礎,群眾賺錢有傳統,不富裕就怪干部。上訪戶王有忠說,你們敢不敢讓我去給干部說一說,群眾有多少意見?鎮黨委請示上級,上級又問上級的上級,最后問到市里。我們說,只要能解決問題,只要能讓群眾滿意,我們什么辦法都可以試一試。

于是,南董村上訪群眾王有忠被請到鄉里,端端正正坐在主席臺上,給全鎮100多名鄉官、村官作了一次別開生面的報告。

“我為什么要上訪?因為問題逼著我,一級推一級,一級拖一級,干部和群眾不溝通,事情沒有得到解決,怨越積越多,氣越來越大。相信天下有清官,就怕干部不做事。”老王用他的上訪經歷教育干部勤政為民,扎實做事。

臺上越講越激動,臺下越聽越感動。“誰愿意告狀?我是被逼得沒辦法。”

請上訪戶作報告解決了這個鎮的上訪問題,這種做法既教育干部,又教育群眾。在受教育中,社會得到穩定,經濟得以發展。

為什么要騎自行車下鄉

20002月到長治上任,差不多三年時間,抽空騎自行車到下面去看看,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屈指算來,騎車的里程已有600多公里。全市14個縣(市、區),我去過10個。我騎車去過工廠、到過學校、看過市場,參加過義務勞動,每次講黨課也都騎自行車去。有同志說,把這些加在一起,就遠遠超過600公里。我說不在乎里程多少,關鍵是心里有沒有群眾,如果逼著大家去做,恐怕到了群眾中,也未必能理群眾的事。只要能讓群眾知道還有那么一批共產黨人時刻在他們中間,關心著他們,我心足矣!

過去有人說干部下鄉是“四個輪子轉,隔著玻璃看,支書家里吃頓飯,拍拍肩膀好好干”,現在有人說是“車門一響,下來幾個共產黨,有人打著洋傘,有人拿著茶缸”。這些話刺痛了我。我們不能讓群眾失望太久,要以一個全新的干部形象,在長治營造一個污染極少、風氣良好、積極向上的作風建設小氣候。

有人說,我騎車碰到的,解決的都是小事。我說,涉及到國計民生的都是大事,民生和民心緊相聯,誰能說民心是小事。對一戶一人來說是大事,對黨對政來說也是大事。我對于微觀問題,從來是放大化看它的正負效果,抽象化認識它的重大意義。解決好會有放大的正效果,不解決會有擴散的負效果,解決不解決是涉及到為官之道的大問題。

跟著我騎車下鄉的同志回來都說屁股疼。老百姓天天騎自行車,他屁股疼不疼?我們騎一次,就能體會到老百姓的屁股也會疼的。使我感動的是,1027日我收到了河南省安陽縣柏莊鎮李桃村村民李俊命讀了《讀報參考》刊登我騎自行車的文章后,專門給我寄來了治療騎自行車磨傷的驗方和秘方。群眾關心干部的感情,如此細微,如此認真,讓我受益終身。

屯留縣委書記跟我騎車下鄉,回來后說,平常坐車覺得路很平,一騎車才知道坡大。感受來自實踐,感情來自一線,到人民群眾中間去,我們就會懂得什么是“三個代表”,就會知道黨的干部應該如何當好“三個代表”!

我騎單車搞調查,不是為了“出風頭”,我不要求大家完全照著我的樣子干,更不愿意搞任何形式的宣傳。2001年年末,新華社山西分社的三位同志來長治采訪,把我在長治的一些做法寫成一篇通訊,稱我是“百姓書記”。我感謝新華社同志,很多觀點使我受到啟發,但對我的評價太高了。為此,我立即給山西分社和省里寫信、反映,講明了我不同意發表的理由,但這篇通訊最后還是發表了,并引起了全閨多家媒體的關注。同時,個別人不同的說法也出現了,諸如“異類”、“作秀”、“形式主義”,等等。我感到奇怪:為什么干部轉變作風這樣難呢?為什么聯系群眾卻要受貶損呢?我們“辛苦,,之后還要經歷一番“心苦”嗎?

2002年國慶期間,山西省委原書記李立功同志和省人大老主任王庭棟同志來長治調查研究,我向他們匯報了這些想法。他們說:因為現在形式主義、虛假的東西太多了,所以你真做了,人們卻不敢輕易相信。如今這個時代就是這樣:做好事難,做好事讓人相信更難。你們要長期堅持。老領導的意見很對,長期堅持下去,就會教育多數干部群眾。所以我說:不管東西南北風,帶領干部變作風。初來長治時,鄰市一位市委領導曾這樣對我說,你這人很幼稚,干部作風是個頑癥,一個市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只能引起人們說你的閑話。我說,我就不信變不了。到了2002年春天,這位同志帶人來參觀,他驚奇地說:長治上訪的人少了,街道干凈了,城市變樣了,干部作風真的變了。曾被中央派到山西的“三講”巡視組組長陳明樞同志2001年到長治調查時,老干部向他反映:長治有希望了,對黨的領導更充滿信心了。陳老表揚說:你們辦了件大好事。

為了朝這個方向努力,我概括出兩段話:

我們經常教育干部不要脫離群眾,什么叫做脫離群眾呢?一是干部和群眾不見面;二是坐著小車來小車走,見了群眾沒話說;三是只說了些空話,沒有到老百姓家去吃過一頓飯;四是在一塊兒吃了頓飯,但沒有在一塊兒勞動;五是在一塊兒勞動,卻沒有在一塊兒交心,群眾的困難和問題他肚里沒有裝著,心里沒有想著;六是沒有用群眾的交通工具,群眾坐過的牛車、驢車,領導干部不坐,群眾坐拖拉機,領導干部不坐,群眾坐大卡車,領導干部不坐,群眾騎自行車,領導干部不騎;七是沒有使用過群眾的東西,群眾吃的公共食堂領導不去,群眾用的公共廁所領導不去,群眾洗澡的公共澡堂領導不去。一切東西都和群眾有了界限、有了距離。這不是脫離群眾是什么?所以我們提倡干部聯系群眾、接觸群眾,在不斷深入中解決我們的立場、觀點、方法和感情問題。

我們應當在生活上與群眾同茶共飯、同甘共苦;在環境上與群眾同污共染、同清共凈;在生產上與群眾同勞共息、同流血汗;在精神上與群眾同憂共樂、同歌共舞;在交通上與群眾車共型路同途;在發展上與群眾同窮共富、同寒共暖。從而達到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從中不斷汲取忠實貫徹“三個代表”的力量。對干部的這種思想上的要求,都要努力達到,但行動上的要求是要分層次的,有的干部一年要做到一星期;有的要做到一個月;有的還可以達到一個季度,甚至于更長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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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教育翻身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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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秋保上訴

上訴書

市委書記呂日周同志:

我叫劉秋保,男,75歲,共產黨員,離休老干邵,長治縣蘇店鎮南董村人。老伴范春花于19981030日因病去世,善后待遇不周,特向上級部門提出申訴,望有關領導予以重視,公正處理。

老伴范春花,共產黨員,小學高級教師,50余年如一日執教三尺講臺,曾多次受到上級教育部門的表彰。1 998年因病去世,由此而負擔外債多達三萬余元。老伴病中沒有領過一分錢的醫療費,去世時沒有領過一分錢的安葬費(1 000)及應得十個月的基本工資(4870),共計5870元。現在我人已老,沒有經濟來源,為償外債,我曾多次向當地教育機關、行政機關申請資助,但沒有結果。

如今是社會主義社會,共產黨是我們的領路人、大救星。我相信,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社會會給予我幫助。

我要生存,我要生活,望上級部門同情并予以公正處理。

劉秋保

200021 5

有點像秋菊打官司,劉秋保用上訴的形式給我寫信。收到這封字跡相當難辨的信,第二天上午,2000328日,我約了分管教育的副市長秦來英等幾個同志,一同去了長治縣蘇店鎮南董村。

劉秋保是1944年參加八路軍的老同志,轉業到地方工作后,在長治縣的兩個鄉鎮先后擔任主要領導職務,1984年離休回到老家農村。他上訴為的是老伴范春花生前欠發的教師工資和安葬費用問題。老伴1998年去世,應得的10個月工資4870元,另有安葬費用1000元,兩項合計5870元。

為了這筆錢,劉秋保多次找縣教育局,得到的答復是錢都被王虎林貪污了。

王虎林原是長治縣縣委書記,以“官帽批發商”聞名全國,后被關押判刑。長治縣過去是長治市的首富縣,他在這里當了7年縣委書記,把一個好端端的縣鬧成一個危機四伏的地方。當地人一將問題就脫不了王虎林的干系。人們說,長治縣的問題多與王虎林有關。但是,王虎林事件已經過去三年多,還拿一個囚犯來搪塞教師的欠薪,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

劉秋保的老伴從教多年,盡管她離去已經3年,劉家墻上還掛著不少范春花老師生前獲模范教師稱號的獎狀。老漢說,范春花生前疼愛學生勝過自己家的孩子,每年清明,她教過的學生中有不少人去她墳前,紀念這位鄉村教師。

我把當時主持縣委工作的副書記程前找來,要求他立即就辦,解決不了欠發教師工資問題,長治縣書記縣長先停薪。

壓力當然管用。2000329日,縣教育局局長和教育局會計拿著錢到了劉家。5870元,一分不少付給了劉秋保。來人臨走時,再三囑咐劉秋保,這件事不要告訴其他人,尤其是這里的教師。縣里真沒有錢給所有人補發工資。

劉秋保領到欠發老伴的錢,果真有不少教師來問他,發了多少?怎么發的?劉老漢難以啟齒。后來,他把這件事告訴了一位記者,直到2002年,我才知道這些曲折離奇的細節,還見到了劉秋保老人捎來的幾張報紙。

這個老漢是位關心大事的老同志,他在家里閑來無事,一份《長治縣報》是他最忠實的伙伴。報紙一到,從頭到尾看幾遍,還在報紙上圈圈點點,頗是認真。

在一份報紙上,他寫了這樣一段話:

市委呂書記在2000328日農歷二月廿三日,星期二,上午9時來到寒舍坐了一小時,談起了家務事,主題是范春花事。

潞安府的官員,過去叫四品官,縣官為七品官,可來百姓家坐坐,歷史上有嗎?

2001324日長治縣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劉秋保對轉變作風看法的來信,劉秋保旁批道:

市委書記呂日周來電話說,他看到這張報紙,說這封信對當前的各項工作有不可估量的推動力!

望你保重身體,謝謝!再見,祝首長好,再來我家做客。

2001525日,縣報上有我到柳林村上黨課的報道,還配發了我和黨員一起打掃村里衛生的照片。劉秋保把照片上我的畫面圈莊,在一幅掃街的照片上,他寫道:“我替你掃,你休息吧!長治縣蘇店鎮劉秋保。”

劉秋保上訴事件,迫使我們想方設法解決教師欠發工資這個突出問題。

長治縣書記縣長帶頭自罰,主動停了自己的工資,縣里機關干部也都表示先給教師發工資,后讓干部領薪水。武鄉縣缺錢,縣委、政府機關把多余的小汽車封存起來。我看到他們的報道后,讓長治日嘏社配發了題為《封存好,但不徹底》的評論文章。我的觀點是,現在給教師發工資,你把車封起來。等這陣風過去,你又啟封再用怎么辦?封存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徹底的辦法是把多余的小車拍賣掉。一個縣有幾部車就夠了,窮縣就要過窮日子,不要盲目攀比擺闊。按照我的要求,武鄉縣一次拍賣了8部小汽車,拍賣所得全部用在了解決教師欠發工資上。

沁縣緊跟其后,主動削減行政事業經費,機關自覺過苦日子,保證全縣教師按月足額領到工資。 ??

黎城縣也做出規定,縣級領導干部在縣城周圍辦公不準坐公車。

不到一個月時間,市教委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全市拖欠教師工資的歷史宣言結束。2000414日的《長治日報》是這樣報道的:

對我下3.7萬余名在職教師來說,412日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從這一天開始,困擾我市多年的拖欠在職教師工資的歷史已宣告結束。這是記者從昨天市委市政府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獲悉的一條消息。

我下現有各級各類學校5863所,3.7萬余名專職教師,遍布全市城鄉。他們長年累月工作在教學第一線,嘔心瀝血,默默無聞,燃燒自己,托起明天的太陽,為我市教育發展、經濟繁榮、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突出貢獻,理應按時足額領到工資報酬。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部分教師工資卻被長年欠發,一拖再拖,最長的竟被拖欠了3年以上。截至2月初,全市已拖欠教師工資284.9萬元,涉及到6個縣,61個鄉鎮、4183名公辦教師和1155名民辦教師。

為徹底解決教師工資被拖欠的難題,使全市所有教師都能按時足額領到工資,35日,市委常委擴大會議聽取了市教委有關情況匯報,并做出決定,解決拖欠教師工資要實行“一把手責任追究制”,不管什么原因,凡是教師領不到工資的地方,首先要追究一把手的責任,凡教師工資發不了的縣()書記、縣長、機關干部工資一律停發,并要求必須在4月中旬前全部兌現所拖欠的工資。

市委常委會議后,欠發教師工資的6個縣()迅速做出反應。書記、縣長親自督查,通過財政籌款、借款、停發領導干部工資、拍賣小車和手機等措施,使拖欠教師工資的難題得以迅速解決。

為徹底保降教師工資按月足額發放,不再出現拖欠現象,市委市政府還從機制和體制上實施了一系列新的辦法,即:改革教師工資發放體制,教師工資統一收歸縣一級教育主管部門發放,以杜絕擠占、挪用現象;民辦教師工資村補部分由鄉鎮一級統收,按月足額支付;加大教師工資發放情況的督察力度,實行教師工資拖欠月報制度。今后凡出現拖欠教師工資現象的縣(),必須在當月底寫出詳細情況報告市級教育主管部門,由教育主管部門上報市委、市政府;建立教師工資拖欠責任追究制度。凡出現拖欠教師工資現象的縣、鄉,由上級黨委、政府追究其黨、政一把手的失職、失察責任,一票否決其評比先進、模范資格。

王陶捉“假”

已經是早春季節的沁源縣,山風吹來,頓覺縷縷寒意。黑夜進山,妻子提醒我多帶幾件御寒的衣服。我回她一句:市委書記不比別人多幾分嬌氣。

200055日,天剛黑,我來到了沁源縣最富的鄉鎮所在地王陶。車停在校門外,走進學校,沒有人能認出我是市委書記。

推開一間辦公室的門,里面有幾位教師一邊織毛衣,一邊聊天。另一間辦公室有幾個人正在玩撲克。旁邊的教室里坐著上自習的學生。老師們吵鬧的聲音很高,學生上課的秩序很差。

我問其中一位老師:“學生上課,你們怎么不到教室?

“我們坐在這里就很不錯了。”

“為什么?

“誰三年領不上工資還有心情代課?

“欠發你們的工資還沒有解決?

“不該發的人倒是按時發了,該發的人卻領不到手。”

話里有話,難怪老師們消極怠工。我又問他們:“有多少人領不到工資?23名教師說他們都敢作證,逐個寫上自己的名字。

“誰領了工資?

“村長他爹,過去在學校做飯當臨時工,不在學校打工做飯已經10年了,今年80多歲,還按月足額領著工資。”

沁源縣是長治的一個山區小縣,戰爭年代薄一波同志曾在這里領導指揮了著名的“圍困戰”。日寇對根據地的各種封鎖長達兩年半,這里的干部群眾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堅持抗日,浴血奮戰,干部群眾一條心,反掃蕩,搞生產。八年抗戰,沁源沒有出過一個漢奸,毛澤東主席曾親自撰寫社論:《向沁源軍民致敬》,發表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 ???

沁源、沁縣歷來耕讀傳家,重視教育有傳統,康熙年間的文淵閣大學士吳閣老就出自這里,留美著名物理學家任之恭也是地道的沁源人。

為什么這樣一個既有光榮革命傳統,又具渾厚民風的地方,卻冷淡了教育,冷落了教師呢?

群眾帶我找到村支書郝仁庫,我告訴他:“今晚住你家,你給我說說為什么教師發不了工資。”“沒錢嗎?”“不是,村里有幾家煤礦,每年集體提取的承包費就有17。5萬元,還有一些其他收入,村民們種地的種子、農藥、化肥全部免費供應,就連學生上學也沒有交過一分錢。”

顯然不是沒錢,而是沒有把教育放到應有的位置。

談話問來了分管教育的鄉黨委副書記,我問他全鄉有多少學生,欠了教師幾個月的工資,他居然支支吾吾說不清楚。

我告訴他,明天中午12時是最后期限,不給教師補發工資,就摘掉你的官帽。他應允著,急忙離去。

長治為啥窮,窮教育是個根。過去窮是因為沒文化,以后富還必須依靠科學。不抓教育,長治就沒有脫貧的根基。

解決欠發教師工資問題,這是我到長治后辦的第一件關于教育的事兒。全市一次性解決了200余萬元的教師欠發工資,市教委為此還專門召開了新聞發布會。

拖了幾年的問題就這么簡單地辦了?欣喜中我仍有些放心不下。果然,王陶鎮現象使我意識到官僚作風的頑固性。

早上五點鐘,我剛起床,天還漆黑一片,大玻璃窗外的樹枝梢頭,有兩顆閃爍的星星。開門出來,那位鄉黨委副書記早已等候在門外,他立即向我報功:“呂書記,欠教師的工資我們連夜全部解決。”處理問題立說立行本是件好事,我卻無論如何也高興不起來。

我把分管教育的市委常委、副市長、教委主任和有過欠發教師工資的兩個縣領導干部叫到沁源,開了一個現場會。

會上,我嚴肅地指出為什么書記發現了問題,就有了錢?教師反映問題,就沒有錢?你們究竟是為教師發工資,還是為市委書記發工資?

會議形成一個共識:抓住不落實的事,追究不落實的人。這一次,把追究責任落到實處,并且把教師工資納入縣財政項目,由其統一支付,從制度上杜絕了欠發教師工資問題。

全市欠發工資還有多少?起初,各縣報出的數字只有100多萬元,后來摸底又到了200多萬元,再后來細落實漲到300多萬元、400多萬元,最后徹底解決問題竟用了500多萬元!真是虛假無處不在,水分無時不有啊!

我要求全市干部從“王陶事件”中認真汲取教訓,并在市委火院豎起一塊大石頭,用“落下的石頭”寓意抓好工作落實。上面刻上三行大字:

開會+不落實=0;

布置工作+不負責=0;

布置工作+督查落實+追究責任=落實。

誰不改造危房就讓誰住

2001528日,我下鄉來到襄垣縣東南山區的梁家莊。

這是一個僅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20多個學生,一至三年級復式教學班。學校的課桌還行,但教室破舊,懷著身孕的村辦教師正帶著學生為“六一”準備節目。

見我進來,孩子們瞪大了清澈的眼睛。我說,不要停,繼續排練吧。說罷便站在一邊看他們的表演。

隨行的同志告訴女教師:“這是市委呂書記。”

靦腆的女教師連忙把我讓到了講臺上。

小小教室里端坐的一群孩子,把好奇的目光投向了我。看著他們,我心里無比感慨,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這樣的口號在農村最常見,但究竟落實了幾分?為什么有這么多的孩子至今仍然在危房里讀書?思慮之間,我轉身在黑板上寫下了“我的理想”幾個字。童年的理想一定是五彩繽紛的,我現在只希望我們的孩子不要再在危險惡劣的環境里讀書,再在危房里暢談理想。

從小學校出來,我們繼續在崎嶇的山路上騎車前行。這一路上,我們看了東寧靜小學、強計中學、王家峪學校,一樣的革命老區,一樣的破舊不堪……

一路上,我的心里既焦慮又憤怒從村里到鄉里、縣里、市里,有哪一級的干部還住著危房?為什么學生住危房難解決,就是因為干部沒有住危房。如果互相換一換,問題一定就會好辦得多。

我下決心,在這年的12月底以前,一定要解決全市中小學危房問題。

襄垣縣委書記李國峰跟我騎自行車走了一路,我說:“襄垣經濟發展在全市數一數二,年底消滅危房,你們能不能帶個頭?

“呂書記,我們保證10月份全部完成,不讓襄垣再有一處危房!

“先解決從危房到不危房的問題,然后再考慮高標準問題。這件事不需要花太多的錢,先改造,后現代化,既要實事求是,還要量力而行。原則是必須讓孩子們有個安全的學習環境。”

我擔心他們把這件事再搞成花架子,特意叮囑了一番:如果到時改造不完危房,就采取換房的辦法。農村小學的學生到村支部書記家里上課,村支部書記到學校危房去住;鄉鎮中學的學生到鄉鎮政府去上課,鄉鎮干部到學校危房去辦公。

地道戰地雷戰誰給錢

從山區農村調查回來,我立即要求市教育局對全市中學危房情況調查摸底。

呈現在我面前的是這樣一組數字:全市中小學危房總面積37萬平方米,危房率占到4.4%,不論是維修,還是改造、新建,共需資金1.4億元。 ???

稀稀拉拉解決,不如一次性“消滅”。我從解決教師欠發工資問題中得到啟發,決心帶領全市人民再打一場教育翻身的人民戰爭。

危改首先需要解決資金問題。面對巨大的資金缺口,單靠財政投入根本不可能。在國家補助資金和省配套資金均未到位的情況下,如何保證危房改造任務如期完成?

2001612日,全市召開中小學危房改造動員大會。

錢從哪里來?我講了一個觀點,過去打日本鬼子,打反動派,我們有多少錢?沒有。靠艱苦奮斗,靠敵人給我們送。地道戰有沒有錢?肯定上面沒有撥款。地雷戰是不是需要經費?肯定需要,也肯定不是先有錢后辦事。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錢,只有一個條件,黨領導人民所從事的事業符合人民的需要。有了這一條,任何困難也難不住共產黨人,任何險阻也堵不住我們前進的道路。改造學校危房,沒有錢肯定不行,如果要是備足了錢,這件事或許就不用去發動大家,找幾個包工隊就夠了。正是因為有困難,才需要共產黨人挺身而上,帶領群眾去克服一個又一個難題。

這次會議提出:全市總動員,苦戰一百天,集中打一場消除中小學危房的攻堅戰。

一個地道戰,一個地雷戰,把老區干部群眾帶到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戰爭年代。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戰役中,上黨老區人民發揚了過去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創造了一個個感人的事跡——

全國勞模申紀蘭賣掉自家的玉米,將所得的1000元錢捐給了西溝村小學的危房改造工程。

民營企業家、潞寶集團董事長韓長安為5所學校危房改造捐款累計130余萬元;長治市危房改造完了,但他對改造危房上勁,現在又幫助別的市地改造了5所危房學校,他準備再改造50所以上。

武鄉籍港商李俊彪先生捐資20萬元為家鄉狼臥溝村蓋起一所嶄新的希望小學。

長子縣石哲鎮半溝村集體沒有收入,全村群眾把自家能用上的建筑材料全部捐獻出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建校過程沒有雇用一個人,硬是勒緊褲腰帶,投資5萬多元蓋起了一所新學校。

壺關縣晉莊鎮暢村古稀老人馬傅巧,生活清貧而堅持不當“五保戶”。在一次撿柴的路上,她聽孩子們嚷嚷要蓋新學校,當下返回家中拿著自己從牙縫里擠出來的五元錢捐給學校。這分分角角積攢而起的零用錢,讓在場的人眼睛濕潤了。

群眾的積極參與固然難能可貴,但我們也必須愛護群眾的熱情,保護群眾的利益,尤其不能加大農民的負擔。

為此,我們采取了這樣的辦法:一是建立市、縣兩級幫扶制度。將市直黨政機關、社會團體、事業單位、效益好的廠礦企業與危房學校掛鉤,實行結對幫扶,在財力和物力上給予大力支持。二是動員全市干部群眾捐錢捐物,支持危房改造。三是利用撤并鄉鎮之際,將閑置的辦公場所優先劃撥給學校,或變賣這些場所和設施,籌資進行危房改造。四是啟動學校后勤社會化工程,吸納社會資金。

與此同時,我還要求每個地方最大的領導要到最困難的地方,解決最難辦的問題。

我們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變“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為“辦多少事找多少錢”,并且用它指導長治的一系列工作。

20011110日,新華社播發消息:《長治市四個月完成六百五十二所中小學危房改造》。報道中說:“經過短短四個多月的組織實施,在國家和省級專項資金尚未到位的情況下,山西省長治市13個縣、市、區共籌集資金6900萬元,對全市652所中小學危房實施改造,總面積達19.6萬平方米,提前一年多超額完成了預定的中小學危房改造任務。”

其實,據我們后來統計的數字,全市100天時間共完成中小學危房改造841所,平均每天要改造完成8所學校!

經歷過這場戰役的同志,精心繪制了一份地圖,在改造過的地方插上小紅旗,圈上紅點點,遍布了全市的山莊窩鋪,讓人看后激動不已。

我把這份地圖帶到國家教育部,王湛副部長比我還興奮,他說:“在這件事情上,不是簡單的套用,你們的確實踐了‘三個代表’。太行山區的干部群眾像戰爭年代一樣,為共和國教育創造了一個偉大的奇跡!

20011210日,省委書記田成平來長治調研。他和我開玩笑說,“你敢不敢讓我隨便看你們的危改學校?”我當即表示,歡迎領導隨地抽查!

從潞安礦務局出來,田書記順路來到屯留縣的一所農村小學校,看過嶄新的教學樓,又看了整治的教室,再詢問老師們工資發放情況,田書記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順著208國道返省城,田書記命中巴車走下公路,進了沁縣一個小山村的小學校。小學校所在地原是撤并后搬走的鄉政府,房子不錯,學生在這個寄讀制學校里生活學習得很好。田書記問學生住宿,問教師工資,問伙食費用,聽到和看到的都令他十分滿意。

老師說,在沁縣農村里最新的房子就是學校。我建議,再看幾個地方。田書記連連對我說:不用看了!我相信,你們的工作扎實

200234日,我應邀到國家教育部匯報工作。到了北京,才知道這次被“請”的背景。

原來,在此之前,國家教育部長陳至立曾來山西暗訪教育工作。離開山西時,她聽說了長治的學校危房改造工程,由于有緊急公務要回京,她便將隨行的基礎教育司司長李連寧留下,讓他不要驚動地方同志,單獨隨處走走、看看,尤其要到貧困地方多了解些情況。

李司長每走一處就吃驚一次,他見到我后驚嘆:“了不起,想不到在太行山區會在很短時間內建起這么多新學校。”他回京給部領導寫了專題報告,文章多有感慨之詞。

同一天,我因危改工程尚有一些資金缺口,找了教育部計財司領導,他們正在為準備召開的全國現場會選點,尋找保證國家下撥資金使用好的典型。聽了我的匯報,司長說:“你們沒有錢就能把事情辦成?”我說,歡迎你去看看。將信將疑,我們還沒有離開北京,教育部的同志就來到了長治,經過實地調查,2002320日,國家教育部在長治召開了全國中小學危房改造現場會。

與窮孩子結對子

2002年,馬年新春鞭炮余響未息的時候,兩位特殊客人坐在了我家的餐桌旁。

農歷正月十五,被邀請到我家與我共餐的是平順縣青羊鎮回源皎村農家女孩,她叫桑艷麗,和她同來的是她的父親,一個老實厚道的農村人。

桑家父女被邀,原因是桑艷麗面臨輟學危險。

225(農歷正月十四)早晨,我從《上黨晚報》上的一條新聞中了解到:

平順縣青羊鎮回源皎村一個叫桑艷麗的農村女孩,1999年考上了大同煤校,但由于母親常年生病,弟弟正在上小學,全家僅憑父親會一些泥瓦匠手藝掙點錢補貼家用,還要供養他們姐弟上學。這年正月,桑父本打算把正在飼養的兩頭豬賣掉,換點錢讓桑艷麗交學費,但誰知“屋漏偏逢連陰雨”,正月初三這天,兩頭豬突然得了急病死去。已經借遍親戚朋友的桑家父女走到了絕路上。萬般無奈之下,桑艷麗只好含淚做出了輟學的決定。

正逢元宵佳節,大街小巷里一片歡騰,一片盛世祥和之景。這個節,對桑艷麗這樣的窮孩子,卻是蘸著淚過年呀!我心緒難平,下決心要管這件事,還要號召全市黨員干部都去關注窮孩子。

當晚,我把桑家父女請到家中,拿出1000元錢,交給桑艷麗。

我告訴她,我將資助她讀完中專。同時,我還告誡他們父女,“幫貧不幫懶”,“要錢不能獅子大張口,花錢不能自己不數數”。所有受到幫助的窮孩子和家庭,都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不能偷懶;要自強自立,發展生產,逐步擺脫貧困。

面對突如其來的幫助,桑艷麗一時不知所措,拿著1000元錢,她的眼淚流了下來。我的心情一時也很難過,我可以資助一個桑艷麗,但更多這樣的窮孩子誰來管?

春節過后,“讓每一個窮孩子都能上學”又被稱為“人人上”活動在長治市正式啟動。

先從我開始,市級四套班子每人包一個窮孩子上學,市級干部包不完,就處級干部每人再幫一個,甚至科級、股級干部也可以用這樣的辦法,直到長治沒有輟學孩子為止。對于因家庭困難而上不起學的窮孩子,市、縣、鄉各級領導都進行了一對一的結對幫扶。

這項活動使長治的4600余名優秀孩子重新返回了校園。

2002年暑期,一天早晨起床,我突然想起桑艷麗,新的學年快到了,我得再給這孩子準備上學的錢。當天,我找人從銀行領到當月工資,又讓工作人員找來桑艷麗。

我問小桑,新學年有多大困難,她低頭不語。同來的縣委領導告訴我,這半年,桑艷麗的父親也病倒了,家庭的負擔更重了。她拿您的錢上學,心里難受。

我告訴小桑,工資是我的惟一收入,我無論如何也不會生活得比你還困難。但我必須要講清楚,錢再給1000元,500元送你,另500元借給你。等你將來學校畢業有了工作,有了收入再還我。小艷麗噙著淚水輕輕點頭。

其實,我是在研究幫助窮孩子的具體辦法,給他們一些壓力,并不在意她還不還錢。我上學時也十分困難,學生時期的日子,比她好不了多少。從許多人的成才之路中,我深刻領悟著,“寒門出英才”的道理。

困難對于年輕人來說,有比沒有好!困難越大,才越懂得珍惜,懂得勤奮學習,從小經歷磨難,更能把自己的路走得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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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城市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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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長治形象

長治有2400多年的建城史,自古就是晉東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它關山雄固,城勢雄奇,南俯中原,西望幽并。然而,后來的長治城,卻沒有延續它輝煌的歷史。

2000年我初到這里,長治市區給我的印象是:城市像一個沒有高度的“大攤餅”,房屋的排列如沒有特色的列兵式,店鋪如沒有色彩的供銷社,燈光暗、污水臭、街道臟、綠地少。

舉目四顧,城北部像鎮,城南部像村,逼仄的街道,七凌八亂地豎立著高高低低的圍墻。鐵的、不銹鋼的、伸縮的、閉合的大門透出不安全的危險感。全城除了90年代初建成的一個噴泉廣場,還有幾座銀行、稅務大樓外,就只有高高聳立著的煙囪了。

當年散文作家吳伯簫也從延安來到長治,他在《潞安城》一文中是這樣寫長治的:“寬寬的街道,宏闊的建筑,廟宇多半像故宮一樣用黃琉璃瓦蓋頂的。城里還有一座土圍子皇城,處處顯得它大方、雄壯。就氣氛來說,有些地方像西安,又有些地方像北京。當地人俗傳,長治有三寬:馬路寬,廁所寬,女人的褲腳寬。”我奇怪,吳伯簫筆下的長治市60多年后怎么全變了?寬的全變窄了?大得變小了!大方、雄偉的土圍子皇城消逝了!

我第一次提出,要把長治建成“山水園林文化型大城市”,很多人都覺得這不切合實際,說差距太大了,把長治描繪得遙不可及。

這個提法,其實是我對長治實際情況的一種提升。

“山”。長治東靠老頂山,這是個面積有1.4萬畝的國家級森林公園,也是當年我們的祖先炎帝活動的地方。

“水”。西邊有一個24平方公里的大水庫。我們想把它取名為“長治西湖”,它的面積比杭州西湖還要大。據我搜集的資料得知,中國共有30座“西湖”,最大的是杭州西湖。如果把“長治西湖”算進去,有3l座。那么,全國最大的西湖要數“長治西湖”。

長治有山有水,但是,山不顯、水不露。我們現在搞城市建設就是要“顯山露水”。城中有三河一渠穿街而過,是山和水聯結的紐帶。過去污水長流,成了長治的“龍須溝”。我們要讓污水走入地下、上邊流淌清水,青山綠水連起來,構成長治的“山水”畫卷。

“園林”。長治在歷史上有過好多園林。一是少年慈禧被潞州府衙收為義女后,習書作畫,專畫牡丹花的地方。宏偉的上黨門內,專門修建了后來被稱之為“慈禧書院”的景點。清史里沒有老佛爺16歲以前的記載,史學家只知道她是漢人,究竟是哪里的漢人,沒有定論。現在長治拿出了8大證據,使史學界有個傾向性結論:慈禧是長治人。

唐玄宗李隆基是甘肅隴西人,曾在潞州任“別駕”(相當于軍分區司令員)。他在這里養兵買馬,之后當了皇帝。他做了皇帝后又來過長治數次,留下秀麗的行宮和蓮花池園林。

長治市區現存比較完整的城隍廟,園林建設為全國之首市內有一座“六府塔”,現在仍留下10米高的塔座,為元代建筑。據說,當年站在塔頂,可以看到周邊六個州府;諸如此類的名勝古跡,還有明代張家花園、雙層窯院等30余處。只要挖掘這些歷史文化遺跡,研究其文化內涵,也就有了“山水園林”。

“文化”。長治的神話底蘊相當深厚。“精衛填海”、“后羿射日”、“女媧補天”的神話傳說,“王佐斷臂”、“秦瓊賣馬”的歷史故事都發生于斯。 ???

據史書記載,炎帝神農氏嘗百草、制未耜、興稼穡,實現人類由游牧到定居,由漁獵到農耕的重大轉折,也是在這里完成的。我的初步研究,中華民族人稱炎黃子孫,為什么炎在前,黃在后?主要原因是炎帝搞經濟建設,比如傳說中他提出的日中而市等;而黃帝以善階級斗爭,能打仗而著稱。我們做了這樣的定位:在美國的紐約市有一位自由女神,遠望大海;在中國的長治市有一位致富男神,仰望群山。我們把有這樣構思的畫冊帶到美國去,讓幾位美國企業家吃了一驚!我們定位長治的文化為——經濟文化:山文化、水文化、林文化、草文化、石頭文化和空氣文化。

“文革”中,著名女作者丁玲長期下放到老頂山下,勞動、生活在這里;文學評論家、原山西省老副省長王中青的故鄉——捉馬村就在市中心;著名作家馬烽、趙樹理長期生活在長治……

可以說,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便是長治這座城市形成“山水園林文化”的特色和優勢。

“大”。長治有316萬人口,現在市區只有近40萬人,城市人口太少,低于全國、全省的平均水平。我們的目標是距長治市中心周圍半小時車程的地方,都劃歸長治市區,比如長治縣、壺關縣、屯留縣,可以縣改區。這樣,城市人口發展到80100百萬,就可稱其為“大”。

前面談到的是要發揮長治的潛質,而更深一層的考慮則是出于“解放城市”的目標。

現在人們要投資,首先要選擇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而投資環境好壞,很重要的就是看人居環境。

為了人們重視改善人居環境的城市建設,我在全市的一次干部大會上提出,我國解放思想已經發展到“解放城市”的階段了。

我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五大”以及十五屆六中全會,我們的思想在不斷地解放。首先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解放思想重要表現在解放土地;接著是黨的“十二大”召開,前10年為后l0年做準備,解放思想重要表現在解放農民;第三次是黨的“十三大”的召開,解放思想重要表現在解放理論,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第四次是黨的“十四大”的召開,解放思想重要表現在解放市場,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五次是黨的“十五大”的召開,解放思想首先重要表現在解放資本;接下來是解放干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把部分干部從黨政機關解放出來,在更大的范圍內發揮他們的作用。這樣解放來解放去,我認為,現在應該“解放城市”了。

戰爭年代解放城市,是攻城奪池,趕走敵人,工人階級掌權;現在解放城市,就是要讓其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規劃城市、管理城市、建設城市和保衛城市,都必須有現代化、科學化、商品化和實現新的生態平衡的理念。

“解放城市”成了長治一場新的大戰,人們在改變城市的過程中,也在改變自己的生活質量與生活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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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春天,我們提出要在市區大規模進行“三拆”:拆墻透綠、拆違造綠、拆臨建綠。

“拆墻透綠”不是我們長治的發明,卻被長治人認為是一場不見硝煙的戰斗。

這項工作首先涉及到許多部門和個人的利益。有的單位每年要因此損失很大一筆錢,而這筆錢很可能是單位福利的來源;有的下崗職工和老百姓靠經營小商鋪為生,拆掉臨街商鋪無疑打掉了他們賴以生存的飯碗;有的單位以安全為由拒不接受拆遷決定。種種矛盾交織,使得“拆墻透綠”進度非常緩慢。

有困難,就從市委、市政府機關大院做起,由政府部門率先“拆墻透綠”。

機關大院拆墻時也很困難。沿墻有幾十間商鋪一字排開,一年下來,機關事務管理局可得到100多萬元的租金收入。其實,“透綠”還有差距。大院里的綠色少得可憐,有限的空間也被大大小小的車輛所占據。我們一些同志不愿意拆,但又不敢明著抵觸,他們找理由說,沒有錢怎么拆?我說組織干部去義務勞動。“不會壘墻,還不會拆墻?”他們又說:“拆了墻垃圾沒處倒!”我說:“干部用小平車拉到遠處倒。”他們又找理由:“小平車拉不遠!”我又說:“那就讓部隊派出軍車幫忙。”

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我們把外邊的墻拆了。不想里邊又修起了一堵墻,而且墻里邊還準備蓋房。我說“拆墻透綠”怎么變成了“拆墻透墻”?立即把這個墻拆掉!我站在那里親自督戰,等他們把墻全部拆掉才離開。

拆除圍墻,拆掉大門,再經過一番改造,院內綠草如茵,花香四溢,和平鴿翩翩起落,文化石各具神采,英雄路上要數這里最美。

起初,門口還有武警站崗,群眾只能遠看,不能近觀。我們決定公休日不設崗,讓群眾進去坐一坐,轉一轉。試驗了一段時間,沒有發生什么問題。

200241日,我們做了一個大膽決定,撤掉門崗,全天候向群眾開放,市委、市政府大院就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公園。各單位逐步明白了這樣一個理念:每個單位的大院是單位所有,社會共享。市民高興地說:這才叫社會主義。

破禮堂三天消失

市委有個禮堂,五六年前開過一次大會,后來發現是危房,再也沒有用過,閑置在家屬院旁邊,大家都認為早該拆,但誰也不去碰這個龐然“怪物”。

有一天早上,我和兵生市長路過,一位老干部問我,你為什么不拆這個沒用的東西。我問了不少同志,大家都說應該拆。我和市長決定,照大家意見辦,三天拆掉,第四天要種上花草樹木。

我們找來管理局長定下了時間表。可能有人以為這種速度像是海外奇談,所以也沒把這一要求當回事兒。

第二天早晨我去看,禮堂老樣子未動。我說為什么不拆?他們說,我們準備三天,到第四天才開始拆。我說三天拆掉而不是讓你們準備三天! ??

其實,我當時就估計他們不會拆。去的時候,專門帶了推土機,我在現場指揮,不大會兒功夫,這座擱置了多年的破房子有了結果。第三天拆得光光,第四天栽上果樹,還取名日“果園苑”。夏天,“果園苑,,里黃花菜開花,南瓜藤蔓吊大瓜,紅果樹、蘋果樹都結下了果實。這里從此便成了老干部和機關家屬的休閑場所。

這些事情,是快,還是慢?我說正好。可能兩天拆不完,四天就浪費了光陰。

這種事我有過實踐。我在原平當縣委書記時,我們在1984年要改造一條街,還有三個月就是國慶節。我說101日前必須全部拆植舊房,建成新樓一條街。縣里為此制定了政策:每棟樓早建成一天獎款1萬元,遲建成一天罰款8000元。他們開始以為聽錯了,因為三個月根本不可能建成,我說沒聽錯,就是今年101日。大伙說干就干,干到101日十幾棟三層樓全部拔地而起,創造了奇跡。我到一棟棟樓上查看,也大吃一驚,人民群眾的力量真的難以估量。

機關大院拆墻在全市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以后的工作就順利多了。我們先后分四批進行大拆遷,對市區374個單位,累計拆除臨街建筑9000多問,總面積達30多萬平方米。加上舊城改造,不到三年時間,全市拆了135萬平方米。

在拆墻的同時,長冶市引來外資和引出內資,投資3億元芹右建了不少商業房和大型超市,基本安頓了因拆遷而使生活受影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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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了墻就要透出綠。拆可以少花錢或者不花錢,但植樹種草是需要投入資金的。

我們采取了四種辦法。

第一種是財政投入,顯然遠遠不夠;

第二種是各單位在經費里擠一點,還有缺口;

第三種是讓私營企業主動綠化周圍環境,其中有一位個體戶投資50萬元,把企業附近全部綠化了;

第四種是拆墻以后,把空地拍賣給開發商,然后劃出紅線,紅線以外的由他操作,紅線以內的綠化也由他想辦法。這個地方一經綠化,對面那塊地的價格就上升了,然后再拍賣,從所得中拿出其中一部分建設綠地。

立志搞城建,不能怕挨罵。挨一時之罵,留千古美名。如果有的人不愿意受一時之罵,也不拆墻,也不透綠,可能會因暫時不觸及矛盾有人說他好,但很可能要留下千古罵名。因為人們在日后會作比較:別的市變了面貌,想起他在職時什么也沒辦,就會不斷罵聲。

“長治整容”的指導思想是,只要認為對,就干,邊干邊讓大家理解,在實踐中統一思想。

長治有一片面積為200畝的公園,原來那個地方是一片“荒地”,后來變成了墳地,再后來沿馬路建起一排歌舞廳。2001年,拆去歌舞廳,現在我們把它建成了“濱河游園”。市民說,這地方由“黃廳”變成了“綠地”。

建這塊綠地沒錢,市建設局鼓勵一個南方老板去開發,建成后再給他錢。結果這里綠化好了,對面的地價增了值。土地部門把對面的那塊地拍賣給印尼客商,然后再拿賣地的錢付給那位南方老板。我們沒跟老百姓要一分錢,財政也沒花多少錢,用對一個辦法,辦成了兩件事情。

2001年冬,市委、市政府開展冬季全民植樹活動,有人就指責:違反自然規律,沒見過隆冬植樹造林……

為了統一思想,我在全市副處以上干部會議上說:今年冬季植樹50萬株目標不變!過去老勞模李順達在平順西溝的石頭縫里栽樹,他說“只要活一棵,就不愁綠一坡”,我說,冬季植松,只要活一株,就說明市委、市府決策正確。對于死樹單位,一把手不僅要賠錢,還要追究責任。因為有了責任心加上專家指導,這個冬季種植的50萬株樹基本全部成活。這樣的成果,使一些說過風涼話的干部啞口無言!

“隆冬植松,大樹進城”,我們不僅開創了冬季植樹的先河,還將2500株大樹引進城,成活率達到100%,同時把2200萬株灌木引進城,長治變得更綠,成了四季常青的北方“春城”。

2002826日,前任省委書記胡富國回鄉探親,我和長子縣委書記常光明去看他。他對我說:“我妻子、兒子、女兒都去長治看過,都說大變了。”原省人大主任王庭棟20025月到長治調研后,給省委的書面材料上這樣寫道:“經過兩年實踐,長治突飛猛進。長治早這樣干,早大變樣了。”

2002101日,我陪老省委書記李立功視察了長治市的城市建設、公路建設和工、農業生產等方面的工作,他作了“喜看長治大變化,”的題詞,鼓勵和支持長治再發展、再變化!

健身器上街

走在長治市大街上,各種健身器材一應俱全。不管是早晨天剛朦朦亮,還是夜半更深,總能看到悠閑的人們在街頭鍛煉、嬉耍、歡笑……

健身器上街,當初的這個想法曾同這座城市固有的保守一樣,還經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呢。

有人說,沒必要。長治人根本就沒有這種現代嗜好,有點時間寧肯去干點別的,也不會去使用健身器。我說,群眾重在引導,過去不鍛煉是沒有條件。有條件了,自然就會有人去。重要的是對人們的健康有好處。我讓市體委勒石八字:多來鍛煉,少去醫院。

當然,這件事不僅要同傳統勢力作斗爭,還要做很多的說服工作,更多的是怎樣解決資金問題。

錢遍地都是,看你會不會找。我有個觀點,任何時候最缺的不是錢,而缺的是沒有被錢奴役了的人。

傳統的思路認為,企業向政府繳納稅,政府再去辦企業或返還給企業,財政收入主要花在企業上。但我認為這樣的思路有缺陷。

首先,政府定位是創造環境,主要靠社會創造財富,投資辦企業主要靠社會,政府的作用是宏觀調控。不能把錢都拿出來搞企業。政府也要把一部分財政收入用于企業投資,市財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應當用于滿足社會進步和群眾日益增長的社會、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就是精神文明的需求。

有了這種思維,錢就不在話下。

政府逐步從某些企業競爭領域退出來。2002年,給精神文明辦公室撥款1000萬元;給政法系統在2001年撥專項資金1500萬元之后,又撥款1500萬元左右;給體育局和市城建撥安裝健身器專用款近200萬元,還對一些安裝健身器的單位撥付了補助款。市體育局同時制定了安裝健身器的獎勵政策:體育局在哪個單位門前安一個,這個單位就要出錢配兩個;如果單位不配,市里就不予安裝。

還有一些樂意做善事的個體企業老板和外來投資者,只要他們投資,市里就給他立碑稱頌,將名字和捐贈款額立于碑上。這種做法讓能人圖了名,市民得了利。

長治市用這樣的辦法,2002年,在全市110處,豎起了1474件健身器,總投資達380多萬元,如今,市區主要街道上隨處可見健身器具。

在城市建設中我們還注意發展名人文化、名產文化、名吃文化、名勝文化和招幌文化、陽臺文化、石頭文化等。現在,沿街和單位院落中,處處點綴著或風姿綽約、或玲瓏或厚重的銘文大石。市民

利用石頭的天然形狀,把自己感受最深的格言、口號、圖畫、成語、歌詞刻到上面,形成有長治特色的“石頭文化”。

城市石頭文化的興起,造成了太行石貴。石頭市場的興旺,又引起人們對石頭的開發。如今,人們在平順和壺關縣之間的一座大山,發現了一種和太湖石一樣美的風景石。曹燎原同志和我商量,我們將之命名為“太行石”,相信不久,便可風靡全國。

長治的城市建設,不是進城找公園,而是讓城市成為一個大公園。我們要把建筑、色彩、繪畫、園林、園藝、雕刻結合起來,一同美化我們的家園。

小偷被請進常委會議室

市委機關大院拆了墻,后來又拆了門,大家覺得一股新風撲面而來,但同時小偷也來了。

2002年夏天,市委機關大院治安員夜里巡邏,發現兩個少年慌里慌張,騎著自行車飛快地離去,治安員見他們行跡可疑,追上前問話,兩人承認了他們在大院偷自行車的事。

兩個少年被送進了派出所。

第二天,還在機關大院,治安巡邏員又逮住了一個少年小偷。

三個小偷,兩伙人,干的同一件事:盜車。

這下,有人便以為拆墻拆出了麻煩,讓小偷進了大院。

其實,據城區公安局統計,過去的城區每年丟自行車案件就有3000多起。丟車在長治就如同家常便飯,大多人家都丟過自行車。有的上午買來新車,下午就被盜走。

過去在市區兩個自行車市場,專門交易舊自行車,說白了,就是個銷贓的地方。丟了車的人,只要下功夫,總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車。但即使找到被盜的車,要經捉賊、取證、要發票、單位出介紹信等程序,十幾天也要不回一輛自行車。久而久之,人們也就不下那功夫了。

長治過去不僅有自行車銷贓市場,聽說還有個“偷自行車”專業村,長子縣南漳鄉的一個村就有人靠偷車過日子。偷車者早晨打車進城,下午雇工具車送“貨”,真是風光氣派地“偷”!

從自行車到摩托車,一直到小汽車,無車不丟。難怪長治過去就落下個“賊城”的綽號。

我聽到有小偷偷自行車的消息后,讓城區公安局局長把小偷領來,和三個少年進行了一次談話。

62日,“六一”兒童節剛過的第二天,我推開常委會議室的門,請他們入內。三個犯錯的孩子主動背著手面我而立,不敢坐在沙發上

這三個少年分別是初中生和小學生,最小的一個孩子13歲,最大的也只有16歲。三個孩子過去曾因犯不同錯誤被學校開除,長期無人照管,成為社會上的流浪兒,以致被壞人教唆誤入歧途。我問明情況后,給他們講了很多道理。啟發他們終生牢記,再不能犯這種錯誤。三個孩子當場保證痛改前非。

我在教育孩子的同時,也對學校和家長以及全社會提出要求,今后,學校一般不要隨便開除學生。將犯錯的孩子推向社會,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實在非開除不可的,市教育局也要研究成立一種學校,管理和教育這些學生;縣、鄉、村和家長都要建立責任制,總結教訓;團市委、特別是少工委要對此進行社會調研,提出解決面上問題的辦法。我呼吁全社會都要關注失學孩子現象,保證每個孩子都有學可上,同時還要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加大宣傳教育力度,減少青少年犯罪現象。

這件事被作為案例,公安司法部門在全市全面展開法治宣傳教育活動。同時市里還提出建設全省最安全城,“公安加保安,城市無護欄”。長治市政法系統利用政府撥款,加強了裝備,成立了騎警隊和流動派出所,增加了保安人員。

2002年春夏我三次在街頭撥打了“110”,三、五分鐘準到現場,然后,我和快速反應分隊干警一起,坐上車去檢查安全。有時還發揮快速反應的作用,督查城市的各種不文明行為。

200210月的一個晚上,我從省城開會返長治,已是凌晨兩點鐘。我突擊檢查,再次撥打了110,幾分鐘后,他們就來了,我和干警一起到重點部門查崗。所查之處,關鍵的地方都有人值班守夜,均無大礙,長治治安狀況大變,更加堅定了我們建無護欄城市的信心。

如今的長治,雖然還有一些護欄,但我們已經掃清了思想障礙,安全城市已不再是天方夜譚了。

“黃馬甲”風波

事情要從2002224日晚卜發牛的一件事說起。

這天是農歷正月十四,元宵節的前一天。我擔心晚上觀燈人多,會損壞今冬新植的松樹,便上街看看。步行至太行西街時,我看到多數單位已給新植的樹澆過水,護樹的三角架也已架起,但道路上很不衛生,廣場馬路旁遍地是廢紙片。

在市模具廠招待所門前,一個小副食店將所售商品橫放在馬路旁的人行道上,并在店前新栽的兩株松樹中間,扯起繩子掛上重物,使樹身搖晃不定。這個招待所門前垃圾滿地,幾輛自行車橫七豎八地壓在松樹上。我見狀當即提出批評,要求他們立即糾正這種不文明行為,但當事人拒不接受批評,甚至溜之大吉。后來經我打聽,知道他們是防爆廠的職工。

回到家中,我便寫了這一封《敬告市民書》。

針對不文明市民行為,我們只有采取更為嚴肅的辦法:

一、由防爆廠負責,在兩株松樹前立一石碑,上書:旁邊兩株松樹若死去,賠樹人為原防爆廠兩工人;

二、由城區負責,為模具廠招待所掛一黃旗,上書:此招待所不衛生,所長名字是楊青。

有關責任單位要按“五步曲”工作法落實。

元宵節來臨,觀燈要保持市區文明環境,嚴禁不文明行為。其中保護花草樹木等公共財產和環境衛生是一項重要任務。希望全體市民引以為戒,看好門前,實行責任制,凡發現此類問題,建議按上述兩條辦理。

第二天,此文在《長治日報》頭版全文刊登。

這件事之后,我想了許多,沒有教育和懲罰,就沒有道德和文明。當務之急,必須解決過去懲罰力度不夠的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過程中,都出現過嚴重的違法敗德現象。市場經濟的到來,使人們壓抑了多年的金錢欲極度膨脹,不擇手段發財成為一些人的行為準則。只是在走上法治化軌道之后,依靠重典重罰,才形成了今日的正常市場秩序和道德規范。如果沒有英國近乎殘酷無情的債務人監獄,就沒有今天的信用體系;如果沒有對造假者毀滅性的打擊,假冒產品就不會消失。

人們經常贊美新加坡的文明,但它的文明恰恰就是靠懲罰造就的。良好的道德風尚不是靠說教形成的,是靠制度罰出來的。陳岱孫先生強調“亂世用重典”也正是這個道理。

那兩名工人寫了檢查,承認錯誤,并植樹補過,又花了幾十塊錢,買走了批評他們的石碑。而那問被掛了黃旗的招待所,從此徹底改變了衛生面貌。

200231日,長治市正式開展了“黃馬甲”活動。還公布了穿“黃馬甲”的十種不文明行為者:

一、隨地吐痰、不講衛生者;

二、亂扔廢物、破壞市容者;

三、亂涂亂畫、破壞環境者;

四、損壞公共設施、花草樹木者;

五、污言穢語、言行不文明者;

六、打架斗毆、擾亂公共秩序者;

七、妨礙交通、不聽勸阻者;

八、賭博迷信、造謠惑眾者;

九、酗酒滋事、不守紀律者;

十、損人利己、制假販假者。

凡被懲穿“黃馬甲”者,不僅要按規定繳納罰款,而且必須親自抓住下一名不文明行為的人,令其穿上“黃馬甲”,經申報或移交有關部門后,方可脫去“黃馬甲”。

“黃馬甲”,長治并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城市。《大慶晚報》200182日有一則消息《你違章了請穿上吧》:

720日開始,林甸縣開展交通安全突擊周行動,集中治理整頓群眾反映強烈的人力車問題

全縣交警在縣十字大街、第一百貨大樓兩個繁華路口,對違章占道的人力車予以處罰。每發現有人違章,交警就給他們發個黃馬甲、一把小紅旗,讓他們幫助維持交通秩序,每個違章人員在執勤時直到發現下一個違章者時,才能脫下黃馬甲。

與我們的做法如出一輒的大慶“黃馬甲”活動后果不知如何,我們的行動卻在全國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風波,許多媒體或贊揚、或反對、或討論。

新華網山西頻道36日有一條消息:

為創建文明城市,整治不文明行為,長治市又推出一項硬措施:從31日起正式啟動“不文明行為黃馬甲”活動。

“沒有教育和懲罰就沒有良好的道德和文明”。根據這一原則,長治市于22 8日召開會議,對“不文明行為黃馬甲”活動進行安排部署。如果說前一階段對不文明的單位給予掛黃旗,那么穿“黃馬甲”則是對不文明的人進行的教育懲罰。以此解決隨地吐痰、隨地大小便、亂倒垃圾,毀壞樹木草坪、損害公用設施等痼疾和頑癥,從而教育廣大市民遵守文明準則,爭取使長治早日跨入全國文明城市行列。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47日報道

山西省長治市為了全面提高市民素質、提升城市形象,從今年三月開始,他們針對不文明行為使出了一個奇招。比如說,誰要是在公共場所隨意吐痰、亂扔廢棄物,就會被市容管理人員罰穿一件黃馬甲,背后印有“不文明行為人”幾個大字。被處罰的人還必須站在街上巡視,直到抓到下一個有不文明行為的人來接替自己。據有關報道說,這一措施出臺后效果不錯,但也引起了一些爭議。爭議有以下幾個要點:

1、是執行在前還是規則在前;

2、以效果為中心還是以法律為準繩;

3、在看到眼前的效果的同時,怎樣權衡長遠的社會效 ?益和道德示范作用。

一時問,對“黃馬甲”的種種議論使長治的知名度空前上升。而在長治,這一舉動也引發了各種各樣的議論。

長治日報社為此專門組織市民進行了討論。多數市民認為,“黃馬甲”活動啟動以來,對扼制不文明行為的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一種辦法有效無效,要用實際效果去檢驗。過去,對破壞環境的人,對不文明的人,人們看見也當看不見,甚至你破壞我也破壞,大家都不以為然。

如今,街頭亂扔垃圾的人少了,亂堆亂放雜物的人少了,騎自行車闖紅燈的少了;對公物、樹木自覺愛護的多了,對他人的不文明行為監督的多了,對自己在公共場所的行為自覺約束的多了。

有市民認為:對不文明人,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接受教訓。

然而,也有市民認為,穿黃馬甲是對人格的一種侮辱,或者是“以不文明行為對待不文明行為”。

后來,接受大家的意見,我們將黃馬甲背后印的“不文明行為人”這幾個字改為“爭做文明長治人”。

大概一個多月后,省長劉振華充分肯定了長治市創建成果,他又委婉地讓我們停止“黃馬甲”活動。

回過頭來反思這件事,我認為這一做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方法略顯簡單,也有點操之過急了。

為城市整容,“硬件投入”還只是外在的功夫。如果一個城市的市民素質不能隨之提高,城市的美容工程則成于朝,毀于夕,難以為繼。所以,我們重視通過制定規則,來促使市民養成文明的習慣。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增強文明城市的內在驅動力。

“黃旗”掛我辦公室

治理城市難,對付不文明的市民和單位更難!于是,我們想出了一招——“掛黃旗”,專門對付那些與群眾愿望相悖的人和事。

時間不長,新的問題發生了。

長治鋼鐵集團鐵路運輸部是一家省屬企業的下屬部門,位于市城郊結合地帶,這個地方是個長期無人過問的“死角”。門前垃圾遍地,惡臭熏天,周圍群眾多次找衛生部門反映,有關單位也曾多次督促整改,均無效果。

2002411日,市“五大監督”聯動,為這個地方掛上“市容環境衛生邋遢單位”黃旗。

出人意料的是,這里的一位負責人以種種理由推卸責任,拒不接受黃旗,連聲說:“我不掛!”此事經《長治日報》曝光后,在全市引起了軒然大波。

不少群眾投書報社。

有的說,那個拒收黃旗的負責人應該穿黃馬甲!

有的說,不管駐市中央企業,還是省屬企業,只要在長治,就是長治人,沒有理由不接受批評管理!

還有的說,只有洗凈臉,才能人前站。

我看了報道后,憤憤不平地作出如下批示:

“如果這位領導人拒不接受黃旗,那么,就把這面黃旗掛到我的辦公室,我替他受罰。這是因為,一來我是長治一把手,長治境內如有不衛生單位,一把手本應當知錯、知羞、知是非、知改正,不怕別人給自己潑污水,只怕長治街上不干凈。黃旗會教育我們,帶領全市人民加大創建全國文明衛生城市的工作力度。二來也會對那些不知禮義廉恥的單位領導人產生壓力,起教育作用。我建議全市人民就此事展開討論。不是一般討論,而是要把41 1日定為長治衛生“知羞日”,全市所有單位都要進行大討論,并在現場召開責任追究會。”

令人欣慰的是,長鋼(集團)公司不諉過、不遮丑,迅速對此事做出反應。413日下午,公司召開會議,決定由總經理代表公司向市委市政府和有關部門做出深刻檢查,并決定“4·11”為企業知羞日,在全公司開展大討論和大整改,并對有關責任人進行了嚴肅的責任追究。

這件事還使我聯想到五年前發生在長治的另一件事。

19971115日,309國道黎城、潞城段發生了“三亂”現象,兩縣的個別交警拒不認錯,拒不接受記者采訪,被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曝光。其中有兩句話成為轟動全國的經典。一是,交警罰司機,第一次說罰款“十塊”!司機說情討價,交警又說罰款“二十塊”!另一是,記者采訪交警,他連說幾句“沒意思!”。兩句話被傳了很久,據說,過了很長時間,國務院領導仍在回味那次訪談的“精彩”之處。

都是不知錯、不知羞、不知改。

從說“沒意思!”到說“我不掛!”我們把這兩句話,兩件事連在一起在全市組織反思:是正視問題,勇于改錈還是包丑護短,諱疾忌醫,這不僅是個別現象,重要的是對待問題的態度。

“我不掛”事件之后,全市上下對衛生問題的認識達到了高度一致。市文明委根據市民要求,設立了精神文明建設“150(要文明)專戶。短短幾天時間,全市便有500余家單位的10萬余名市民捐款200多萬元,將文明衛生城市的創建活動推向了更高境界。

撿煙頭,我帶頭

20023月的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不時看到市區主要街道上仍有不少紙屑,隨著過往車輛揚起的風而不斷揚起。

我讓司機停住車,隨手撿起一個廢塑料袋,把爛紙煙頭裝進去。上車后,司機見我帶“破爛”上車,問我怎不扔掉呢?我說,要扔也得找個合適的地方。我把垃圾拿下車,找到垃圾桶,把這“寶貝”放了進去。后來司機對我妻子說,書記常在外面撿些爛東西。她故意氣我說:“拾破爛,你也干?”我告訴她,咱不帶頭撿,誰還會去撿。

市委書記上街撿垃圾,這件事被媒體進行了炒作。外界報道說我每天撿垃圾是不準確的。我怎么能每天撿呢?我只是帶頭撿,撿過十幾次,長治的街道就干凈了許多。

有一次,我們組織干部上街撿垃圾。在八一廣場附近,我看見人家撿過的地方,還有五六個煙頭。我問怎么不撿呢?無人回答。

近前一看,才看清那幾個煙頭和像尿一樣的臟水混在一起,看后,讓人有一種作嘔想吐的感覺,難怪大家誰也不愿意去撿。

治臟,有時需要勇氣,而且需要有超出人們承受能力的那種勇氣。

我當然也怕臟,但為了大家不臟,我動手起煙頭還小心翼翼地裝進塑料袋里。平時我身邊有好多人爭著、搶著替我干活,甚至進門有人掀簾,上車有人開門。一次到廁所,我還批評了一位等候給我開門的人。這個時候,我發現沒有人來幫我,可能是因為我干了一件“太出格”的事情,所以大家遠離了我。

周圍的人看見了,這件事就像傳奇故事一樣傳開了。長治人也通過這些小事,懂得了文明、衛生,更懂得了珍惜自己的家園。有一個市民給我來信,說他路過八一廣場,想吐痰,但一想書記拾煙頭的事兒就含著痰走回家。

不久,在市區最繁華的八一廣場,長治樹起了“文明誓詞碑”。我們四套班子領導帶頭去宣誓,無條件執行文明城市的所有規定。每到星期天,我路過此地,不斷看到有單位集體組織去宣誓。一一次,北京來了一位記者,見到昂生制藥廠廠長張秋麗6歲的孩子,問他能背些什么東西,小孩競一字不差地給客人背了一遍這碑上的文明誓詞:

我宣誓:

我愿意作為一名文明的長治市市民,模范地執行《長治市文明市民守則》。

堅持做到:

一、熱愛祖國,熱愛長治,熱情開放,樹立形象。

二、文明禮貌,遵守公德,團結和睦,待人親切。

三、愛護公物,維護秩序,見義勇為,弘揚正氣。

四、愛崗敬業,勇于奉獻,自強不息,剛健有力。

長治城,真的讓我牽腸掛肚。只要條件還允許,我將永遠和這座城市融合在一起。

一次,到市區的南廣場開完會,已是中午12點,我順路把這個城市仔細看了一遍。城市不大,從南到北也就只有二三十分鐘的車程。我一路走,一路看,誰家圍墻未拆,哪個單位沒有綠化,哪個地方還需要再改……我邊說,工作人員邊記。等我到家下車時,他告訴我:“呂書記,這一趟您發現了39個問題。”

坐車不能閑著,看見問題就要指出,而且必須馬上就辦。

在長治工作三年,被我叫得最多的是建設局長,他說:“我全天候,隨時等待呂書記指出城市問題。”我不知他煩不煩,但我相信他接到我的電話,就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去做更多工作。

北郊公園拆了外墻對外開放,但公園內還有院,我早晨進去散步,便發現了問題。第一次說了沒人辦,第二次我就帶了推土機進去。聽說我在拆墻,建設局長趕到了。我告訴他,你再去解決其他問題,長治城什么時候成了北方最美的城,你這個局長就算合格了我也可以從心底向群眾說一聲:“無愧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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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多因一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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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與產權

武鄉縣有個分水嶺,河水雨水在此南北分流。北邊是富庶的晉中祁縣,著名的晉商發源地;南邊是武鄉縣分南鄉,一個窮得叮當響的地方。

20003月,我來到武鄉最北邊的西莊子村。有人指路,誤導我進了鄉政府,司機正要 為此發火,我說:“看看基層干部,聽聽大家的想法也好。”

鄉干部來了,我們坐在一起共同商量脫貧致富的事兒。鄉黨委書記白志強介紹了這個鄉的情況,說到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光棍多,外地的閨女不肯嫁到分南,本地的姑娘千方百計往外跑。我讓他講講怎么改變分南的落后面貌,他滔滔不絕地重復著市里提出的發展戰略。我制止了他的匯報,告訴他,分南鄉要研究工作的結合點,不能逐級照搬照抄,要從本地實際出發,分南最大的事就是要解決光棍娶媳婦的問題。

說到光棍娶媳婦,旁聽的農民們精神為之一振,眼睛閃出亮光,你一言,我一語,爭先恐后說個不停。

已是夜里十點多鐘,鄉里按照我的要求,把我安排到當地一個最窮的村子里一戶最窮的農民家住下。戶主叫陳繼元,我說明來意,表示要在他家吃飯、住宿。老漢一連說了十幾個“不行”,說沒好吃的,沒好蓋的,房子走風漏氣,大冷的天沒有生爐子。我說,你能住我就能住。

老陳是村上的一名老黨員,家里有兩個兒子,已到了成家的年齡還沒有找上對象。問他什么原因?他低頭喃語:“窮唄!”鳳凰不棲落葉樹,好事難進窮家院。再問村上有多少后生找不到媳婦,他說多了,一個40戶人家的村莊有40多條光棍,戶均一個光棍漢。

夜里睡覺,我發現院子里一盞電燈徹夜明亮,照在床上,晃著雙眼難以入眠。我問旁屋還沒有入睡的老人為什么不關燈,他說,這地方治安不好,院子里點個燈,防賊用。

我帶著深深的疑慮,漸漸入睡了。

突然間,一陣鈴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睡房旁邊是一間牛棚,我順著響聲傳來的方向辨別,才知道是從那個地方發出的聲音。起初不十分在意,過了一陣子便又睡著了。不大一會兒功夫,又被陣陣鈴聲驚醒。幾個回合后,我想查個究竟,便起身下床,披了件大衣走進牛棚,牛的眼睛在夜色里閃著光亮,緊緊盯著我,像是在企盼著什么、等待著什么。我心里說,牛啊牛,你想要我這個市委書記為你做點什么呢?如此半夜驚擾,想必當有所求?

我伸手摸摸骨瘦如柴的黃牛,手能把癟肚子托起老高,想必它是餓了。我從牛圈外邊抓起一把干草放在牛槽里,牛張開大嘴吃個不停;又加上一把草,繼續不住地吃……

村窮,人窮,牛也窮,溫和飽同等緊要地擺在了這個小山村的面前。

大冷的天,我蹲在院子里細細觀察了足足一個多小時,直到看著牛吃飽,才返回屋子里。

牛入睡了,我卻為長長的夜困擾著。

窮村、光棍、餓牛!為什么共產黨領導時間最長的地方,解放最早的地方,卻是全中國最落后的地方?

天剛麻麻亮,我便找來村干部問個究竟:“牛為什么鬧夜?”村支書說,武鄉有養架子牛的習慣,把小牛養兩叁年,賣到晉中地區,一頭牛售價1500元。人家買回去進行育肥,養叁五個月,轉手就能賣3000多元。

這是個什么賬嘛,晉中能快育肥牛,武鄉咋就不能呢?“還是窮!”村干部面帶苦澀地解釋。在這娶不起媳婦的地方,哪還養得起肥牛呀!

我找來鄉干部、縣干部,一起商量治窮致富的事兒。我講了資本運營,講了荒山荒溝拍賣,建議他們集體投一點,農民籌一點,鄉鎮幫一點,市縣支持一點,西莊子村要盡快摘掉光棍村的帽子。

這個不眠之夜,我想到長治改革之慢,關鍵還是體制、機制的問題。我更深刻地領悟到不改革的嚴重后果和改革的迫切需要。

市場體制首先是權威系統改組,我們要通過產權改革,做到耕者有其田,工者有股份,商者有其貨,居者有其屋,使人們感到實實在在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使人們感到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最好辦法,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富裕自己。

由此,市委提出了“改革抓產權,發展抓產品”的指導思想。對農業、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結構調整。在各個縣市區開展了“四荒”、“四邊”、“四旁”、“四小”的拍賣,讓閑置的資源流動起來,變成寶,變成錢。襄垣農民對我說,集體所有的機井,“電桿抽了筋,電機沒了心,磚頭偷回村”。

為了盡快補上產權改革的欠賬,20021013日,我在襄垣縣敲響了長治市拍賣鄉企產權第一槌,邁出了鄉企改制第一步。

這次襄垣縣首批拍賣的10家鄉鎮企業,大部分是因為管理、技術、資金、產品、市場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導致企業經營每況愈下,甚至到了資不抵債、嚴重虧損的困窘地步,給企業經營者、所有者增加了巨大經濟負擔。

拍賣會上,氣氛熱情,群眾振奮。最后,25位農民舉牌競買了這10家鄉鎮企業。

拿到產權證書的農民興奮地說,公開拍賣比暗箱操作好。我們在公開、公正的條件下公平參與競爭,依據物有所值進行合理合法競買,我們成了最先感受改革成果的受益者。說到今后企業的生產運營,老板們不甘示弱,他們說,力盡所能,辦好企業,用最佳的經營效益,多為鄉親們謀利,多為國家創稅,以實際行動回報改革,回報黨和政府創造的優良環境。

買到10家鄉鎮企業產權的農民,敢于把改革開放以來辛勤積蓄的財富拿出來競購企業,說明他們對改革有特殊的感情和迫切的愿望。我說,誰敢于承擔最大的風險,誰就可能獲得最大的效益,這是市場經濟的一條重要規則。

產權制度改革,有一個漫長的陣痛過程。接受一項改革、接受一個真理比十月懷胎更痛苦。它必須要使一部分人放棄計劃經濟時期擁有的那部分權利,變暗箱操作為公開拍賣,更要使一些人占不到便宜。由于產權制度改革觸及到個別人利益,他們就會感到不舒服,感到不安,就要想方設法與改革抗爭,就會形成這樣那樣的阻力和障礙。排除障礙,消除阻力,必須有一個過程,改革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

襄垣能成功進行產權改革和公開拍賣,就是因為他們創造了一個好環境。環境建設首先要讓干部過好利益關,要讓我們的干部清楚,權力是人民給的,不是哪個人的私有財產,早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改革就能早一天取得成果。

長治有荒山面積283萬畝。在“四荒”拍賣過程中,襄垣帶了個好頭,武鄉縣也不甘落后,第一批退耕還林57萬畝。

黎城、沁縣、沁源等縣區也迎頭趕上,集中有效的人力物力,在短時間內打起一場拍賣“四荒”攻堅戰。叁年時間,全市改造荒山面積達220萬畝,占總數的78.6%

產權改革帶動了林業經濟發展。2001年,長治市林業生態建設在全省15項綜合指標評比中,各項指標均名列第一,竟比第二名高出17分。2002年,長治市森林覆蓋率達23%,仍居全省第一。

綠色風暴

解決產權的同時也必須解決產品。

長治是太行山上的一個盆地,大自然造就了這里山好、水好、石頭好、土壤好、森林好、空氣好。用市場的眼光審視長治,在這里搞林經濟、水經濟、草經濟、空氣經濟、石頭 經濟,都可謂得天獨厚。優勢概括出來兩個字:綠色。

2000年初,長治確立了要順應世界發展方向,建成全國一流綠色經濟區的目標。

以家庭為基本的經營方式,產權清晰,自主經營、方法靈活,形式多樣。一年多時間,全市就發展了特色的專業園場近15萬個,30萬名農村勞力投身到園場建設中,出現了709個特色專業村。

綠色,能被人們接受,還得從2000年春天說起。

我到沁縣、武鄉、平順、壺關幾個貧困縣下鄉,在看到不發展的同時,但也看到環境得到了保護的可貴。既然有好的環境,大自然也會產生出好的產品。隨著市場規范,人們健康意識的增強,抓住綠色這篇文章,打上綠色這個標記,產品就會立刻身價倍增。

要做就做個“金娃娃”,政府出人才、出技術、出資金,幫助農民取得產品綠色認證。

長治上報國家農業部的綠色產品,第一次就拿出108個。一下子,讓農業部的專家大吃一驚。一個地級市要申報上百個綠色產品,在任何一個地市從來沒有過,在任何一個省份也無此先例。

長治是不是“刮風”?農業部研究中心的領導帶領八名專家來長治調研,準確地說是調查。

10天時間,專家們走遍了所有申報縣,看到長治農村渴望致富的熱情,看到真抓實干的場景:

長子索廣娥的綠色營養雞蛋,從南方高薪請高工;襄垣產黃土蛋的雞被圍在高山上;屯留小雜糧從種到收顆粒無污染。為了一個個綠色產品,農民、村干部、鄉干部、縣干部甚至市領導都帶頭指導、嘗試。上黨大地掀起的綠色熱浪,感染了首都專家。

臨走,他們一定要見我,表達對老區人民鬧綠色的敬佩,“我們見到了一個綠色干部正在帶領人民進行著一場綠色革命。”

不到兩年時間,長治市通過國家認證的綠色產品就達107個,遠遠超出了許多省的綠色產品數量。還創下了叁個全國第一:

全市認證綠色產品數量居全國地級市第一;

長子廣娥牌營養保健蛋成為全國蛋類中第一個綠色產品;

沁州黃小米成為米類中第一個綠色產品。

綠色產品發展趨旺,全市正在建設依托國道的叁大綠色經濟帶、叁個旅游點和叁大綠色生態經濟區,以及30個綠色產品龍頭企業。

綠色給長治人民帶來不菲的收入:創造經濟效益12.5億元,為農民人均提供收入520元。

2001年,在昆明召開的中國特色食品博覽會,長治市組團參展。“綠色大軍”一亮相,便成為博覽會關注的焦點,所展示的68個品種的綠色食品被搶購一空。

靚女先嫁

長治的產權改革落后于山西,更落后于全國。

產權改革難,根本在觀念。多少年來,長治的產權改革,沿用了老百姓賣菜的辦法,先處理爛的,再賣好的,賣到最后,全是爛的。正如長治過去只改制差企業,不改制好企業 一樣。我給大家講到,長治的產權改革就像一個家庭的幾個姑娘嫁人一樣。如果按順序是從老大開始,但是由于老大長得差點或其他條件欠缺,老二、老叁無論有多漂亮,也必須等老大先嫁出去。這樣,老二、老叁即使是兩個靚女也會等成了老女、丑女。靚女要先嫁,一個家庭如此,一個企業也是同樣,只要條件具備,必須盡快改革。

長治市叁元煤業公司,是長治市為數不多的大型煤炭企業,年產煤炭120萬噸,從1997年至2002年上半年投產已累計創造稅收7000萬元,上交叁項基金1.3億元,這個企業實際上已基本收回投資,而且前景十分看好!

潞安礦務局是在長治的省屬大型企業,曾創造過許多中國之最。但由于所屬的幾個煤礦資源枯竭,所以,首先看好叁元煤業,兼并的意愿迅速傳到長治。

就在潞安礦務局鐘情“叁元”的時候,長治最大的民營企業潞寶集團也躍躍欲試,條件比潞礦更優越,更誘人。

長治人還是不動心,尤以企業干部職工阻力更大。國有企業不能下嫁個體老板!

聽說“兩潞”爭“叁元”。省煤炭運銷公司以其獨有優勢,向長治市捎信:買斷叁元煤業。

至少叁家,或者還有更多的大企業也不斷向長治發出同樣的愿望。

我說,多家抬,“叁元”能賣個好價格。只要“叁元”能繼續為市里做貢獻,為什么不能賣?這個機會要抓住。同時政府過去在企業的投資要不斷減少,有條件還要盡量收回,向更需要投資、更需要錢的地方傾斜。

我將這個想法告訴政府主要領導、分管領導和企業主管部門。還與叁元煤業的董事長馬健全多次長談,講企業發展的設想,講企業未來的歸宿,講市場與市長的關系。

老馬是個明白人。“我聽市委、市政府的,只要對地方有利,只要對企業發展有利,只要對企業職工有利,有了叁個‘有利’,姓省、姓市、姓私,都無所謂。”

叁元煤業有限公司是長治市的一家重點骨干企業。為適應入世后的競爭需要,搞好國有資產的資本運營,市政府從長治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為地方的切身利益著想,與省煤炭運銷總公司達成了托管控股兼并協議。協議規定,市政府首先授權省煤運公司經營,隨后進行股權轉讓,轉讓后省煤運公司占股本的79.4%,市煤炭資產經營公司占股本的18%,叁元煤業股份公司占股本的2.5%。托管控股兼并后,叁元煤業公司原上繳國稅、地稅的稅金和上交政府能源基金的渠道仍為長治市所屬。

幾經波折,我們充分兼顧各方利益,尤其是充分考慮到職工的承受能力。長治市第一個產權改革企業有了主。

200224日,省煤炭運銷公司在太原與長治市人民政府達成托管兼并協議。市長張兵生與省煤運公司總經理謝海在省城太原分別代表市政府和省煤炭運銷公司,在山西叁元煤業股份公司的托管控股兼并協議上簽字。至此,兩大優勢企業實現了強強聯合,優勢互補。此舉為長治地方經濟發展注入新的生機活力,闖出一條新的改革發展之路。

我正在太原參加省“兩會”,借著會議的空閑,也參加了托管兼并儀式。

順利實現托管控股兼并后的叁元煤業,將形成產、運、銷一體化,多種產業共同發展的煤炭集團,走集約化、集團化的經營道路,在全新的經營機制中,逐步拓寬企業經營領域,創造出更加理想的經營效益。接收叁元煤業后的省煤運公司負責同志表示,他們將把企業發展融入大長治經濟發展圈中,為地方創造更多的利益。

20022月,農歷臘月二十六,我檢查安全生產,來到叁元煤業。在井下我向工人說起兼并一事,大家說,市委、市政府給我們找了個好婆家。

從井下上來,我在更衣室休息,干部和工人主動找我聊企業兼并的事。我從他們得意的神情看出,這門“婚事”,我們做對了。

叁元煤業兼并,這是長治如虎添翼的一樁大好事。

元宵節過后的第二天,我患感冒未愈,企業干部來請我參加兼并交接儀式。馬健全見我還在輸液,說一句“不打擾”就要離開。我問他有什么事,他說:“你不舒服,以后再說吧。”但他還是告訴了我:企業要舉行一個兼并儀式。我說,這件事我要參加,而且還要把道理再說給大家聽。

這天,寒氣習習,會場就設在企業辦公大樓前的空地上。

坐在主席臺上,冷風吹來,我的身體直打寒顫,然而,看看臺下笑逐顏開的工人,我頓時感到一股暖流傳遍全身。

面對著這些將要離開母體的工人,我的心情多少有些難舍。

“你們今天有了一個好的歸宿,是企業發展的必然,也是長治興旺的標志。”

“‘叁元’是個靚女,你們生在一個窮家,咱們這個家靠你們供養,很多人要穿衣吃飯,離不開你們的貢獻。弟弟們還等著用你們嫁人的錢娶媳婦,老人等你們的錢養老,還有小孩上學也伸手要錢。”

“‘叁元’嫁人,還會不斷有像你們一樣的姐妹走你們的路。”

叁元改制兼并:長治市政府一次獲得1.39億元的收益。

叁元改制兼并:企業是最大的受益者,產與銷的結合,實現了企業最大限度的優勢互補,企業因此沒有了賣煤的后顧之憂。

叁元改制兼并:職工從市屬企業提拔為省屬企業,余悸消除。

叁元改制兼并:更為我們提供了成功的嘗試。

產權改革為其一。改變了過去傳統的改制方式,全市183戶地方國有工業企業中,已改制155戶,改制面為85%

企業掛靠為其二。我們沒有能力辦的事,請人來辦。2000年,我提出一個口號,叫做掛靠戰略,鼓動長治的企業要走出去,掛靠大城市、大企業、大老板、大學校和大科研部門。叁年過去,掛靠在長治形成聲勢,產生效益。駐地的潞安礦務局、天脊集團、長治鋼鐵公司先后與地方的15個企業聯袂,擴散產品,密切聯合,出現了共同發展的良好態勢。

改制、掛靠,兩著棋走活了長治經濟!

讓特色變成金色

2001529日,我下鄉回來,放下自行車就踏上了去上海的路途。

上海華聯是中國首家超市上市公司,年銷售額高達60億元,遍及全國的近800家連鎖店是一個潛在的巨大市場。

華聯董事長華洲先生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也是商界精英。聽說長治市的書記來找他,便趕來見面。張懷文副市長主要講了長治市開發綠色產品的概況,我重點談綠色產品。我把從長治帶來的“大紅袍”花椒、“沁州黃”小米等綠色產品往會議桌上一放,說:“我們的花椒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產品都好。它是我們山區群眾撬開石頭縫挑土栽下的樹,是在沒有任何污染的環境里結出的果,質量上乘,可謂極品。”

精明的上海人將信將疑,華洲先生讓工作人員取來他們出售的花椒比較。顯然,色澤、顆粒、形狀都有明顯差距。特別是“大紅袍”香氣逼人的氣味,使華洲先生拍案稱絕,連聲叫好。他問產量、問包裝、問運輸、問價格,那老道的商業頭腦讓我們深信,“大紅袍”找到了市場。

“花椒只是一個綠色產品,我們還有沁州黃小米,過去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貢品,也十分精良。”“行!”華老板又一次叫好。“上海人開始講營養,吃粗糧成為一種時尚,但包裝要再小一點,一兩、二兩的包裝都要有,設計還要再新穎些,讓人看了有食欲、有吃興。”言語間,華老板做生意的訣竅流露出許多,我馬上拿出筆記本記了下來。

華老板繼續講述他的大企業集團,華聯有亞洲最大的物流配售系統,可以從各個方面支持老區、幫助老區。

做生意做成了朋友,華洲興奮地向我們發出邀請,“明年華聯搞大慶,屆時歡迎您,帶上更多的綠色產品來捧場。”

上海一別幾個月,華聯通過在長治的專賣店,已先后組織發送到其配售中心的花椒、沁州黃小米、臘驢肉等綠色產品幾十批。如今,對方仍不斷要求供貨。綠色產品加特色渠道,上黨與上海近了,離世界近了,離走出去的目標更近了。

一個面子換回兩億元人民幣

長治是個煤炭工業比重較大的地區,煤炭在現階段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主要支柱產業。在我們的發展中暫時還離不了煤的原始積累,抓好煤炭潛力仍是一篇大文章。

近年來,隨著煤炭市場的升溫,鐵路運輸就成了制約發展的一個瓶頸。如果鐵路發運 任務還保持上年水平,又如何支撐快速增長的需要呢?

到鄭州!2001年春節前,我和幾位市領導來到了掌握長治煤炭發運命脈的鄭州鐵路局,感謝支持,尋找支援。鐵路局還是第一次接待以市委書記為首的慰問團。局長來了,在家的領導都來了,他們還特意請來了當地電視臺、報社的記者。大家在一起座談。

我向鐵路局領導介紹了長治的發展藍圖,談了我們的經濟現狀,談了鐵路在地方經濟中的突出作用。老區加老實,中肯加坦誠。鐵路局領導心動了:“你們需要我們做什么?”我伸出兩個手指頭:“今年要比去年同期增加鐵路運輸200萬噸!否則就難實現我們的財政增收計劃。就難以落實脫貧任務,就難保證人民得到更多實惠。”“行!沖你書記親自到訪,沖你們關心鐵路事業的熱情,這個數字,我們答應你!”

趁熱打鐵,鐵路局表了態,分局也是特別重要的環節,市煤運公司的趙經理建議再跑一趟鄭州鐵路分局。一樣的感動,一樣的支持,鐵路發運計劃從鐵路局到分局,一路綠燈,暢通無阻。

鄭州一趟,2001年一年長治市增加鐵路運輸200萬噸。按銷售收入粗算,就是一筆2.6億元的進賬。

一個面子竟能換回兩億多元地方收入,市委書記能值這么多錢!我以后還要繼續跑,繼續挖掘潛力,只要能換來長治的長足發展,我們再苦再累也值得!

一個主意打破僵局

吳家莊水庫,這是個讓長治人再熟悉不過的名字。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運作,差不多半個世紀過去了,吳家莊還只是個名字,沒能變成水庫。

為什么要辦水庫,原因很簡單。按照現在長治市用水量的急劇增加,經測算,到2010 年全市需用水量為7.61億立方米,如不興建新的水源工程,長治將從相對富水地區變成嚴重水荒地區。這個水庫建設規劃可控制流域內面積9410平方公里,占濁漳河流域面積的84.6%,同時還可有效積蓄漳河上游的漳澤、后灣、官河叁大水庫的棄水及區間來水,最大限度地防止水資源浪費和流失。

辦水就有水資源分配的問題,由于占據水源地的特殊位置,下游的河北、河南兩省擔心水源被長治控制。因此,報批成了水庫項目的障礙。我們蓄水,他們就憂慮少水,阻力由此而生,由此而大。這個項目報送到國家計委和水利部已久,然而,一次比一次談得艱難,批準就更加困難。

經過與下游地區友好協商后,我和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張懷文,副市長常反堂又一次到北京匯報項目,請求支持。

200175日,在國家水利部,規劃司、海河委員會和漳河局的負責同志又一次與我們坐到了一起。還是老項目、老問題,部領導不停地搖頭,僵局再一次出現。沉寂片刻之后,我發言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商量一個解決的積極辦法。”“前提是保證水資源分配,水庫沒有什么再好談的了。”部領導解釋了項目存在的缺陷。我認為有矛就有盾,有鎖就有鑰匙,有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我提出了“用股份制辦水。上游、下游共同投資,共同受益”的方法。

“這個辦法好!”與會者都高興,就股份制辦水展開討論,項目開始有了好的轉機。我接著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從發展趨勢看,水變得越來越珍貴,建水庫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水資源流失,我們把有限的水蓄起來,按照市場經濟的投資方式,兼顧上下游各方利益,科學管理,合理分配,最大限度地使水資源得到充分利用。這既符合國家政策,又符合長久利益,還引進了先進機制,相信這件事一定能辦成、辦好。最后,水利部的領導表示將按照這個思路推進項目進度。

股份制辦水思路,從長治的小水改制到投資13億元的大水庫建設,走過了一段艱辛的歷程,僵局終于打破了!在水庫的建設過程中,我們還有很多事要辦,還需要用更科學更嚴謹的態度,才能保證項目落到實處。

七月的北京,烈日當頭。然而吳家莊水庫走出長期困境的好心情戰勝了炎炎酷暑。下午,我們一行,考察了北京高檔商業步行街等建設項目,并與崇文區委、區政府領導進行了座談。

一個產權改革,解決了光棍娶媳婦問題。

一個股份制,使吳家莊水庫項目走出困境。我說,當官有多種當法,我們這一屆市委只有一個心愿,努力讓老百姓不過苦日子!

走上去,不僅需要誠懇、執著,也需要策略、技巧,需要科學的辦事態度。

“六難”變“不難”

長治窮,國有企業足見一斑。

離開煤,我們仿佛就沒了產品,沒了企業。過去,長治有六大支柱企業,算是非煤產業。它們也曾經紅過一時,在計劃經濟時代也算給長治人爭過光,為山西人露了臉!但進入 市場經濟,它們就漸漸落伍了,掉隊了,甚至成了當地發展的“六大包袱”。

長治合成化學廠生產高科技產品,讓上海人錯當對手,結果擠了一下,就垮了!

長治長豐工業公司生產縫紉機,被一個給它生產配件的民營小老板取代了!

長治自行車工業公司被迫無奈,一分為叁,廠領導走了,留下工人鬧政府!

長治軸承廠被國內軸承“叁大強”的包袱壓得翻不了身,工人輪換上崗,你干一周,我干一周,誰也領不上工資!

長治鍛壓集團曾創出國際領先的精密設備,但沒有創出足夠的市場效益。

長治防爆電機集團只看上了自己的“大”,卻丟失了大市場!

過去的長治這“六大強”,到1999年底,資產總值5.7億元,負債6.1億元。1.5萬名職工,只能干出1.5億元產值。

“六強”變成“六難”,工人沒事干,天天鬧市長。

2000125日,我清晨六點起床,騎著自行車來到防爆電機廠。

這個廠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導下,剛剛進行過民選廠長。我不太放心,早起來到工廠。

冬季的上黨,六點還是漆黑一片。進入廠區,看不到幾處燈亮。騎車繞廠一圈,發現一座車間有稀稀拉拉的機器聲音。只要有工人干活,就說明企業還有希望。

我看見上夜班的工人們干活沒精打采,上前問他們:“夜里有沒有夜宵吃?”一個滿手是油垢的師傅答我的話:“還夜宵呢!工廠連職工食堂都沒有了!”

“為什么?”

“干部有家,吃飯老婆做!”

“工人呢?”

“能發工資就謝天謝地了,還敢奢望吃夜宵?”

我和工人一塊干了會兒活,師傅們見我內行,問我:“哪學來的手藝?”

我說:“過去當過鍛工,這點活,不學自會!”

在鑄造車間,我和工人師傅邊干活邊聊企業的事兒。

“你們民選的廠長怎樣?”

“時間還短,一時看不出來。”

“工資是發了,競選時講的話能不能兌現,還得等著瞧!”

告別工人,走出車間,正趕上吃早飯的時間,我按工人們告訴的地方,找到了職工食堂,門緊閉著,推了幾下,里面沒有人。

食堂不開門,工人們肯定有怨言,我只好到附近的街頭小攤吃飯。還算不錯,這個地方還有個省建叁公司,60年代支援內地,整體從天津遷來。如今下了崗,退了休的“天津衛”,賣小吃有傳統,做的精細,我也吃得比較舒服。

七點半鐘,吃過早飯后,我又返回防爆廠,見工人沒有上班。我就坐在廠門口的石頭上,修改我的尚未脫稿的關于群眾路線的文章。

過了一陣子,我見廠門口仍沒有人來上班,看了看表,已經快到八點了。差幾分鐘時有人來了,隨后進來不少人。

八點已過,還有人慢慢悠悠地走進來。

八點過五分,我在門前登記,一個、兩個、叁個,有45個工人遲到。

我讓門衛把門關上,將遲到的人集中起來。我對他們說,工廠發不了工資,大家有意見,但你們這種勞動態度,誰能保證讓你領到工資。企業要有個章法,不能隨隨便便來去自由。經濟效益是干出來的,不是哪個人本事大,能給大家把錢弄回來的。

企業干部聽說我在工廠門前查崗,趕快跑過來。我表揚了他們民選廠長后企業的變化,也指出了管理松懈等問題。前叁腳難踢,我理解他們,但吃不到飯的夜班工人仍讓我難以忘記。

當天上午,我讓辦公廳的同志,把我當月的工資1000元送到企業。哪怕給上夜班的師傅買包方便面,也算了卻了我的一樁心愿。我交待他們這件事不準公開報道。

過了兩個多月,2001211日,我再次早起前往防爆廠。這天的遭遇,可以用喜憂參半來表述。

凌晨四點鐘,我從家里出來,騎自行車西去,見馬路上已有了打掃衛生的環衛工人,還不時有蹬著叁輪車進城賣菜的郊區農民。

我下車向路上賣菜的農民問早。不想,一位女同志撒腿就跑。

“為啥跑!”掃馬路的環衛工人有經驗,她告訴我:“她見你個子高,又突然問話,以為遇上了壞人。”

我本來不想介紹自己的身份,但我以后只要早起和群眾說話,就必須先說自己是市委書記才能不把人嚇跑。

“社會治安仍然需要下大力氣抓!”我自言自語地說。

來到防爆廠,我輕車熟路又進了鍛造車間,我問工人師傅,你們現在能不能吃到加班飯。工人們告訴我,你給了錢,工廠就想辦法改革夜班職工補助。一個戴著眼鏡的女同志說,如今廠子真變了,我們上夜班,車間主任送飯,多少年沒有見到的干部作風又回來了。

這就好。我滿意地點頭稱贊企業變化,又問大家勞動紀律怎樣,另一個年老的師傅說:“你那軍訓的辦法管用,大伙精神氣變了!”

我問職工收入,大家的興趣更濃了:“我們廠月工資最高的能掙1300多元。”

廠領導見到我,急忙解釋說“不知道您來”。我說,搞調查就要提倡多種形式。“去看看你們的食堂!”郝書記領我和大家一塊吃早飯,我們邊吃邊聊。老郝向我介紹,“2000年工廠剛民選廠長,企業就有了2500萬元產值。2001年,有領導關心,工人賣力,防爆廠產值收入能翻一番,年底能達到5000萬元。”

我聽他講產量,講市場,講措施辦法,然后告訴他,只要你們干到5000萬元,市委、市政府就給你們發獎金。

說話間又到了八點鐘,我來到廠門口,見大家已經準時上崗,沒有一個人遲到。

這一年,防爆廠產值真的翻了一番,獎金自然也兌現了。

叁進防爆廠是2002415日,我總結工廠調產經驗,概括了幾句話:敢和問題碰頭,敢追責任破臉,這是改變防爆廠面貌的做法。“干部耍滑頭,企業就滑坡”。我要用防爆廠的實踐指導長治國企改革。

四進防爆廠是200274日,其實這中間我不斷來,只是有時陪上級領導,有時集體考察。單獨來,這算第四次。

防爆廠廠長、書記都在,他們說,上半年完成工業產值4148萬元,同比增長107%,企業已甩掉了虧損帽子。

2002年,這個廠又能翻一番,產值銷售過億元。

這次我們討論企業深層次改制問題,我說,只有改得徹底,企業才能徹底翻身!

張廠長贊成我的說法,給我講了工人走出去的感受。他說,企業形象變了,職工的精神面貌也變了。長治城市變了,市民也揚眉吐氣了。不久前,防爆廠一位職工到省內陽泉市出差,在路邊小店吃飯。店老板問他從哪來,他回答說:“長治。”他這么一說,卻得到一份意外的驚喜。

店老板說:“長治人,免費送一個菜!”

這位職工喜出望外,他不是因為沾了人家便宜,而是為長治在外界的形象高興。這個職工回到工廠逢人便講,長治人如何的“牛”!

2001年春節,我寫了一副對聯掛在市委大樓兩側。上聯是:長治市要以一躍奮起之高自立于全國城市的群峰中,有名有望有特色;下聯是:長治人要以二次崛起之秀活躍于山西人民的驚訝中,有臉有面有尊嚴。

這件事雖小,但我為長治人找到的這份尊嚴自豪,也為國企職工翻身高興。

長軸也變了,工人們說是講黨課、反腐敗帶來的變化!

健身器材廠崛起,這個從自行車公司分離出來的子公司兼并了母公司,還把另一個老大難長豐公司也帶活了。

合成化學廠將優勢產品分離,與上海一家大公司掛靠,結束了10年虧損的難堪局面。

家宴“老外”

200277日,我邀請德國貝克集團董事長貝克先生和總經理顧吉先生到我家吃飯。享受了這般款待的老外,備感長治人親切。

像這樣的家宴,我已經舉辦過多次,僅德國朋友這已是第叁次光臨了。其間,還有印 尼朋友、港澳客人。

“先交朋友,后談項目。”我把誠意奉獻給外國朋友。長治市出臺了多條令老外吃驚的政策:凡到長治市投資,前十名外籍企業家,可享受30萬元的贈送。

這個辦法不是用錢作誘餌,外企投來的要幾百、幾千倍于這個數字。我們只是表示一種信任坦誠的態度,既然送錢給朋友,就不怕朋友拿錢走。

早在五六年以前,長治就是德國企業家關注的地方。那個時候他們只是來走走,與我們并沒有多少交往。但有一件事情卻讓他們難以忘懷。

德國馬荷彩公司是家煤礦電器行業企業,經營者不熟悉制藥業。因為來長治多,彼此成了朋友,又礙于市政府領導的情面,就向資金短缺的太行制藥廠投了100萬元人民幣。

按合同規定,藥廠產生的利潤按比例分成;企業如果沒有效益,每年須向德方支付20萬元利息,作為回報。

叁年過去,太行制藥廠經營不好,沒有按合同履約。這件事成了德國企業與長治合作的一個陰影,致使很多項目無法進行。

后來,太行制藥廠逐步發展,成了長治的盈利大戶。市政府領導和繼任廠長覺得這件事情應有個了斷,才對得起德國朋友。經磋商,1999年底,太行制藥廠將100萬元股金退還了馬荷彩公司。盡管如此,德國朋友還是認為我們不講信譽,雖沒有造成多大的經濟損失,但總是違約了。20019月份,我率團赴德談項目,德國朋友還不時念起這件事。

自此,我就有了先交朋友,后談項目的想法。

在德國北威州政府辦公大樓的會議室里,面對眾多的政府官員和企業家,我談了市委、市政府對外商投資的誠意和優惠政策。對外資進入談了叁個條件:一是要有一定投資量,二是合作的項目不能有污染,叁是能多安排當地人就業。凡是符合這叁條的,我們都歡迎。

我們給外商提供全方位的服務,保證其投資有豐厚的收益。這叫做:你們發財,我們發展。

北威州的官員和企業家見到我們如此真情實意,德方在長治的合作意向迅速多起來。

在德國,我被朋友們推薦,在不少地方發表演說,演說內容當然離不了長治,離不開中國,因為我們的發展太需要借助外力,尤其更希望有新的市場觀念涌入上黨老區。

我們建設社會主義,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我們必須發展馬克思主義。不能認為資本是資本主義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資本是沒有國界的,它可以為資本主義服務,也應該為社會主義效力!

德國人覺得我講的有道理,把我1997年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小冊子,翻譯成英文,在歐洲國家出版發行。

200259日至26日,我再次率團訪德,簽訂經濟合作項目9個,引進資金1.13億元。德國是歐州經濟的“火車頭”,北威州又是德國經濟的“火車頭”,經過我們反復宣傳介紹,德國十多位企業家與長治簽訂協議,到長治投資,有的甚至把高精技術也帶來了。

友好往來是對等的。長治在高新技術開發區以零地價劃出400畝土地,用于德式工業園區建設。如今,這個園區已破土動工,在長治已建和在建中的德資企業達到11個,總投資2.2億元,其中德式工業園區已吸引德方六個企業進駐。

一個德國企業群體落戶上黨,還有不少外資企業蜂擁而來。

長治,一個封閉的地方終于向世界打開一扇門,這扇門期待已久,且格外艱難。但也應了一句老話:“遲飯是好飯。”

民營四強

長治有“叁長()一玉”,挑起民營經濟的帥旗。

潞寶集團董事長韓長安算一“長”。

潞寶集團2000年上繳稅金1018萬元,2001年上繳稅金1680萬元,2002年前9個月上繳稅金1600萬元。

說起韓長安。這個年輕人只有30多歲,干民營企業已有十幾年歷史,他的固定資產已超過兩億元。長安過去在國有企業當老總,他主動放棄“鐵飯碗”,從發煤煉焦做起,一年一個新變化,一年一個新臺階。

他賺錢很辛苦,花錢也特別“摳”,但對社會公益事業卻毫不吝嗇。村、鄉、市修橋筑路他出錢,修建學校他出錢,擁軍優屬他送錢,國企脫困他出錢,村里的“五保老人”每年能按時領到他的救濟,就連縣城的老干部活動中心,也是由他捐建的。

2001年潞寶集團創稅超千萬元,潞城市政府獎給他100萬元,韓長安只留下一分錢作紀念,將其余的全部捐給了社會福利事業。

2000年,我提出政府創造環境,人民創造財富,多次到潞寶集團指導改制,幫助引進項目,解決遇到的困難。韓長安對應我們,也提出一個口號:政府給我一碗水,我還社會一桶油。這位全國九屆人大代表,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為長治民營企業發展帶了個好頭。

長信工業集團公司的“長”算二“長”。

董事長是潘蘭亭,總經理是其子潘路標。

二潘,一老一少,一直在思考著做強做大的出路。我在省體改委工作時,曾來搞過調研,幫他們出過一些主意。到長治任職后,我去看的第一個民營企業就是“長信”。我鼓勵他們進一步解放思想,堅定不移地進行企業改制。此后,企業發展加快,規模增大,對地方的貢獻也越來越大。2000年上繳稅金1000萬元,2001年上繳稅金1600萬元,2002年前9個月上繳稅金2000萬元。

常平工業集團的“常”,算叁“常”。

集團董事長是陳忠孝。如今這個集團資產已過4億多元,農村人過著城里人的生活,寬敞的水泥路從村里一直修到與干線公路的對接處。

常平集團現已建成了一個工業生態園區,周圍的幾個窮村劃了進來。

該集團2000年上繳稅金1000萬元,2001年上繳稅金2300萬元,2002年前9個月上繳稅金2300多萬元,相當于壺關縣財政收入的一半。

“叁長()”均有特色。屯玉種業集團也堪稱長治民營的典范。

19997月,我還在省體改委主任位上時,就被屯玉公司請去作指導。我經調查,向該公司提出了迅速改制,搞內部職工控股,產權主體多元化的建議。

我這個主張被采納,兩年多時間該企業迅速擴張,成了中國北方的玉米制種大王。

20003月,我到長治工作,再與屯玉種業集團董事長侯愛民多次研究企業創新問題。這個集團先后建成了玉花油脂有限公司、屯玉塑編公司和玉康中藥材等若干個子公司。

2001年,“屯玉”開發了8000多畝中藥材基地。同時,在全國設立了12個科研機構、5個分公司和15個子公司。

叁年間,屯玉種子公司在國內市場上的份額從2.5%上升到5%。銷售收入從9000萬元增加到2001年的2.1億元。

20015月該企業已進入上市輔導期,20035月份將正式申報在主板上市,一次融資5億元。屯玉,目前已見實力,未來它極有能力打造成中國種業的航空母艦。

好路村村通

在壺關縣境內的太行山大峽谷深處,有一塊唐代豎立的石碑,上面寫著六個大字:路乃文明之本。石碑不算太大,但字鋒蒼勁有力,飽經歲月滄桑。路,成了山里人祖祖輩輩的期盼和通向富裕生活的最高理想。

然而,路在何方?

襄垣縣一位退休在家的老礦工給我講了他的一段關于路的往事:

有一年,他輪休在家,快要返回崗位的時候,天突然下起了暴雨,半晌的雨天,沖斷了過路小橋,他坐在岸邊看河水,整整兩天時間,他心急火燎,幾次試著過河,都被齊腰深的洪水擋住。到第叁天,河水下落,他趟著河,踏著泥濘的山路趕回礦上,結果背了個開除留用的處分,他詛咒:“這條路害苦我了。”

我到平順下鄉,當地干部又給我講了另一段關于路的辛酸:

丕蘭巖鄉的一個山莊小村里,2001年有位老人突患急癥,村里缺醫少藥,村里人找來兩個木桿,捆了一副擔架,抬著病人往鄉衛生院趕路,七八個青壯后生,翻山越嶺二十多里路,兩人一班,一趟路輪換了幾十次,當他們急匆匆趕到鄉衛生院時,病人已成了死人。他們把這條路說成是“叁跳路”:人在路上跳,擔架在肩上跳,人心在肚里跳。累得渾身汗水的青年人,發誓再也不走回頭路,什么時候村里有了路,他們什么時候返回去。

在沁縣蹲點,我看見光景稍好些的農民家里有了“小四輪”拖拉機,問他們買車干什么?老鄉苦苦一笑:“當擺設。”我說,搞運輸不行嗎?群眾答道:“行!只是要看老天臉色,一有陰天下雨就出不了門”。“為啥?”我又問。村里沒路,給人家拉東西回不來,常常違約賠款,還不如停在院里看樣子。

張兵生市長在壺關要求群眾多種菜,鄉親們說,我們肯定種好,市長能不能保證運出去?過去村民種菜,因為無路通車,看著好端端的菜爛在田里,老百姓著急沒轍!

在太行山深處關于路的辛酸還有很多,幾乎每個鄉、每個村都有幾件與現代文明相距甚遠的故事。

2001年,長治市創造發展環境,黎城縣干出了一番大事業,這個山區面積占全縣總面積87%的地方,一年時間就修了220公里的水泥路,全縣217個行政村通了水泥路,占到全縣總數的86.1%

黎城的這個壯舉,堅定了我們修路的信心。這個冬天,全市在黎城召開現場會,我大膽地喊了一聲:2002年長治市要基本實現村村通水泥路或者柏油路。”

我這一喊讓很多人吃了一驚,有人懷疑要落空,有人相信辦不成,更有人產生疑慮怕加重農民負擔。

實踐是檢驗對錯的標準。

像大山一樣敦厚的老區人,誰也沒有提起過“負擔”兩字,倒是他們的精神讓我們的干部感到身上擔子不輕。

沁縣故縣鎮由民兵、團員組成青年突擊隊,哪里任務艱巨哪里就有他們的身影。小青年王永紅駕駛叁輪車拉石料時,由于雪后路滑,連人帶車掉進了溝里,肋骨斷了4根,肺葉被刺穿多處,可他人躺在醫院,還牽掛著工地,市領導去看他時,問他有什么困難,他只說了一句話:“我想盡快回去修路。”

黎城縣杏林灘村李海基、胡愛芳、栗滿英叁位農家女,為了村里及早修好路,一個漆黑的夜晚,叁人悄悄卸了57噸水泥,事后記者問她們累不累,叁人對視一笑:“想起寬敞的路,身上就不覺得困。”

沁源縣趙寨村的修路工地上,由15名老人組成的老年修路隊,他們中間年齡最小的60歲,最大的82歲,他們放下手中的鐵鍬告訴我們:“雖然我們走不了幾天路,能給子孫后代造福,再累也值!”

襄垣縣狐燕窩村83歲的薛光明老人,女兒出嫁的當天他仍然不離開工地。東濟村黨支部書記郭保衛,在修路的緊要關頭,老母親突然病故,但他帶領全村人奮戰在修路一線,有人勸他回去看看,他說:“老娘一輩子夢路、盼路、想路,早一天修好路,就是對老人最大的安慰。”

武鄉縣東坡村100多名光棍漢自發組成突擊隊,我問大家累不累?他們齊聲告訴我:“修好路,娶媳婦!”

蛇末馬首的那個冬天,長治每天有50萬人奮戰在村村通工地。我當然也不例外,置身其中,我被深深地感染了。

20011225日,我得到一筆稿費2000元。在襄垣縣東嶺村修路工地現場,我捐了1000元。在沁縣喬村工地現場,我和群眾一塊打石頭鋪路,見老鄉們沒有一個人帶手套干活,我又把身上的另外1000元捐給了群眾。

在平順龍鎮山里修路,我和交通局長抬一塊石頭,勞動中,有群眾說:“呂書記和我們照個像吧。”我和群眾站在一起,讓記者留下這個瞬間。群眾又說:“我們自己出錢,一定要把照片寄來。”我再叁交待記者,按人頭每人免費洗一張,給群眾寄回來。我知道,滿足群眾這個愿望,比什么都重要。

看到我們各級干部每天和群眾干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大伙修路的勁頭更足了。為了修路,那個冬天,群眾把鍋灶支在工地,干糧帶在身上,大家說,苦點、累點不算個啥。

“村村通”代表了上黨老區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省交通廳長王曉林說,抓住了民心,順應了民意。我從來沒有看到如此高昂的群眾激情。

82歲的離休干部李一民,將600元的離休工資送到了縣交通局。

沁縣蘿卜港村76歲的閻水生老人賣掉棺材板,將500元錢捐給村里。老人說:“就算我老漢草席裹身,也算給子孫后代造福出力了。”

漳源鎮幾百名鄉親,為了修路,每人自愿賣了自家50斤玉米。

長治公路分局的牛書科,把自己的全部積蓄2萬元捐給修路工程。

一個年僅8歲的沁縣姚家嶺小學學生,看到村里大人們忙著修路,也和小伙伴們用自己稚嫩的小手在工地上搬石頭,不料一塊石頭掉下,將他壓在了下面。父親忍著喪子的悲痛,繼續在工地勞動。

在平順縣趙店村工地,年已七旬的老勞模申紀蘭對我說,修路把千家萬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連在外工作的人也主動請假回來修路。這就是落實了“叁個代表”啊!

在修路工地,群眾編出激昂的勞動號子:

磨盤前想啊

山崖上盼

幾輩子的夢想今日才圓

汗水水落呦

血花花濺

幾十年的苦斗才沖出了這個圈

哎嘿嘿呦

幾十年的苦斗才沖出了這個圈

才沖出了這個圈

路連咱的心啊

路壯咱的膽

走出這大山好見世面

誤了多少年呦

緊著追趕

大山里的日月要換一個新的天

大山里的日月要換一個呦

要換一個新的天

據統計,到200210月,市直單位和個人自愿為修路捐款446.5萬元,捐水泥1990噸,捐糧31.8萬斤。全市開工里程4635公里,已成型路基4072公里,鋪裝水泥路、油路、石頭路、鋼磚路面3120公里,全市80%的行政村實現了通水泥路或柏油路。

我們只用了省市修路獎勵補貼6000萬元,完成了國家標準投資6億元的工程。

2002511日,國家交通部長黃鎮東實地考察后,問我用的啥辦法?我說,我們有叁個補:水泥不足石頭補、機器不足力氣補、資金不足精神補。

后來,我們細算這筆賬,群眾投工、投料3億元,省、市和各縣總計補助大數1億元。機關單位幫扶,社會籌資1億元。剩下的1億元有貸款,也還有一些工程欠款。

群眾修路,自然也存在技術質量問題。我們既要快上,還要講究質量,顧及千秋后代。于是,我們采取邊干、邊學習、邊培訓的辦法,全市培訓業務骨干1200多人。按照工程進度,全市組織8次大規模檢查。對待質量問題,我們采取一步曲工作法,嚴保工程進度,嚴把工程質量,嚴肅責任追究。

20021030日,國家交通部副部長李居昌看后為之感動,他稱贊這是全國之最。

省委書記田成平多次詢問關心長治的“村村通”。

在襄垣山村,農民拉住省長劉振華說,市委、市政府給俺們辦了件大好事,要不,這路還不知道要等到哪輩子才能通!

2002425日,全省在長治召開加快縣際公路和農村路網現場會,會議代表到黎城縣參加建設工地,有人問群眾負擔問題,老鄉告訴他們:“在家坐著沒事,不如干點正事。啥叫負擔?窮是老百姓最大的負擔,要想富就得付出。出一身汗甩掉一輩子窮,這負擔不是重了,而是輕了!”

副省長杜五安更是感慨頗深,他在現場會上動情地講了這段話:

長治“村村通”展開后,我一直沒來,不是沒有這點時間,而是擔心這項工程,可能會加重農民負擔。現在為什么能在這里開會,因為實踐證明,這項工程沒有加重農民負責,而且老百姓很擁護。以后誰再說長治“村村通”加重農民負擔,就不是呂日周加重的,是省委、省政府加重的,因為今天全省在這里召開現場會,肯定了他們的做法,推廣了他們的經驗,號召全省向他們學習。我要鄭重地告訴大家,長治的“村村通”工程沒有加重農民負擔!

數字看長治

多因結一果。從2000年到2002年的叁年間,長治干部帶領人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主要經濟指標

國內生產總值:1999年完成163.2億元,2000年完成170.2億元,2001年完成185億元,2002年完成206億元。

財政總收入:1999年完成14.05億元,2000年完成15.05億元,2001年完成17.91億元,2002年完成25.8億元。

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2000年完成100.59億元,2001